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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報局2001年作出一項重要調整，即改變1947年成立之后一直延續的拒絕制片人咨詢請求的政策，“厭倦了在銀幕上被描繪成一個充斥著流氓特工的邪惡組織”。這實際上意味著這家情報組織將更為公開的參與意識形態宣傳，扭轉它認為在公眾輿論中廣泛存在的刻板印象。

20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的很多影視作品中開始出現中情局前官員或者流氓特工的身影。如同美國片中對華人的一貫丑化一樣，中情局官員在影視作品中的形象非常刻板。

《好萊塢內部的中情局：中央情報局如何塑造電影和電視》

作者：（美）特里西婭·詹金斯    譯者：藍胤淇

刻板形象都是被歪曲的嗎？

美國影視研究專家、得克薩斯州基督教大學電影、電視和數字媒體系副教授特里西婭·詹金斯長期致力于對中情局影響好萊塢問題研究。她將中情局的影視負面形象概括為五類：

——中情局是暗殺專家。這倒不算是全盤歪曲。中情局1950年代就曾操縱了對危地馬拉總統雅各布·亞本茲的暗殺，之后還成功暗殺越南的吳庭艷兄弟，并一手組織了對智利的阿連德的暗殺。這些暗殺如此臭名昭著，因而大量出現在好萊塢影片中，例如《決戰星球》（1973）、《禿鷹24小時》（1975）、《暗殺指令》（1981）、《周末大行動》（1983）、《諜影重重三部曲》（2000）等。特里西婭·詹金斯指出，好萊塢影片中，中情局不僅是殺人犯，而且成功營造出一種該部門毫無顧忌暗殺無辜者、殺害僅僅是因為意識形態不同或被視為損害了美國道德尊嚴的對象這樣一種形象。影片中，中情局的暗殺對象大多會受到觀眾的同情。

——中情局由流氓特工組成。許多電影之中，中情局充斥著流氓特工，其職權和行動缺乏監督，經常不惜損害美國國家利益，傷害甚至殺害同事也沒有顧忌。

現實中的中情局受美國總統領導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監督，美國參眾兩院的情報機構也定期監督中情局。但一些個案暴露出中情局擁有極大的自由度，策劃暗殺、顛覆他國政權時不經監督機關許可。因而可以認為，好萊塢在電影中所描述的中情局缺乏監督，并非全盤虛構，只是在具體人物的刻畫中，作了藝術上的包裝。

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長期以來，中情局坐視好萊塢的“藝術夸張”，跟影片描繪特工流氓化的意外效果有關。流氓特工顯得野心勃勃，很有能力，看上去相當“酷”，這樣一種印象有助于情報機構招募特定人群加入。

——中情局未能管好自身。電影中，特工、線人失去利用價值后，通常會被狙擊殺害。中情局歷史學家尼古拉斯·杜伊莫維奇認為，這樣的塑造純屬捏造，旨在讓中情局的公眾形象變得冷酷和不道德。

——中情局道德淪喪。中情局歷史上曾在不知情的美國公民身上實驗藥物，以考察該藥物在心理戰中的應用效果。20世紀70年代、80年代，中情局分別卷入水門事件和情報門。2001年后，中情局更是頻頻動用水刑和私人審訊室，采用非常規引渡，引發美國國內及國際社會的強烈質疑。這些問題都戲劇化的進入美國的電影和電視節目。

——滑稽而無效的中情局。概括起來，就是突出反映中情局及其雇工愚笨不堪。

在《好萊塢內部的中情局：中央情報局如何塑造電影和電視》一書中，特里西婭·詹金斯基于大量的樣本分析指出，中情局在影視作品中的丑陋形象，既是媒體娛樂產業從業者從新聞、歷史事實中得出的重要線索，以此為基礎的藝術創作，也與好萊塢的運作方式有關。好萊塢對相關的人物、組織甚至國家進行標簽化，這種“短、平、快”的內容生產很受觀眾喜歡。

中情局為何決定與好萊塢合作

正如特里西婭·詹金斯所說，中情局的丑陋、刻板形象，并非好萊塢編劇憑空編造。但中情局自己并不希望公眾（無論是美國公眾還是外國公眾）這樣看自己。更重要的是，中情局認識到，網絡時代的到來，讓民粹主義力量更強大，必須讓情報經營獲得公眾的支持，從根本上避免公眾力量推動國會監督強化，避免公眾認為中情局等機構已經過時。

部分影視制作機構也迫切希望與中情局合作，以劇本審查權換取對中情局真實情報經營案例的調閱權。中情局還可以為這類合作伙伴提供后者作品根據真實案例改變的官方聲明。這樣的授權聲明顯得很有價值。

1994年，中情局為了“與美國公眾圍繞中情局展開一種更加友好和公開的交流”，一度制作《中情局機密檔案》。但因為中情局人事變更，該劇最終未通過內部審查上映。

1996年，中情局開始設立娛樂聯絡官，具體職責是仿效五角大樓同行的做法，為電影公司提供咨詢、建議、取景地、小道具和設備等支持，換取劇本和拍攝內容的審查權。經過幾年的摸索，中情局已經能夠像美國軍方那樣，嫻熟的控制以本部門為背景的作品的內容細節和風格。

9·11事件發生后數周，中情局資助的《特務威龍》和《中情局風云》上映，這些作品不僅起到了說服美國人對后冷戰時代該部門存在價值的疑慮，而且還幫助了針對中情局未能預見9·11恐怖襲擊的批評。《好萊塢內部的中情局：中央情報局如何塑造電影和電視》書中單辟一章，介紹了《特務威龍》和《中情局風云》兩部作品的制作過程。

在嘗到甜頭之后，中情局更為踴躍的介入影視作品生產。這種介入（或者說合作）將中情局塑造為一個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的機構的形象，跟小布什的“愛國論”結合起來，會讓一些美國人認為，反對中情局就等于反對美國。接受中情局資助及其他形式支持的影視機構和編劇作家，也接受了直接或其他間接形式的審查。

自此之后，好萊塢影片中的中情局的形象開始悄然發生變化，中情局官員和特工被描繪為無私的愛國者，加入其中的人不是為了名聲、權力和錢，甚至也不是為了愛國，而是“相信善惡并選擇了善。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中情局還鼓勵退休特工加入影視機構，扮演這些機構內部的審查官角色。

中情局變身好萊塢制片人，是不道德不合法的嗎？

特里西婭·詹金斯在《好萊塢內部的中情局：中央情報局如何塑造電影和電視》一書第五章中，深入分析了中情局介入好萊塢的道德和法律意義，認為這種介入是不合法及不道德的。

中情局對不能很好貫徹自己宣傳、形象包裝意圖的影視作品，拒絕提供協助。這被認為是對影視制作機構的一種誘導和壓制。美國一些法學家也認為，中情局不是私人企業，不能只向有利于自身形象的作品及制作機構提供支持，否則就是濫用公共撥款。書作者引述了這些觀點，也提出了一個設問：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五角大樓一直在以歧視性方式與好萊塢合作，并未引發太大的爭議，為什么中情局的效仿卻會面臨更多爭議？答案是，五角大樓的支持，例如提供航空母艦作為拍攝背景，選派軍人充當群眾演員，這樣的支持更顯寶貴，相比之下，中情局的財力和支持條件更顯寒酸。

美國司法部曾作出過界定，政府部門可以教育人們有關它的政策和實踐，但不能進行自我吹捧。特里西婭·詹金斯據此指出，中情局介入好萊塢，已經突破“教育”的層次，違反了公共宣傳法的原始意圖，不具有合法性。

書作者還認為，包括中情局、五角大樓等機構，利用好萊塢實現自夸，實質上已經形成了喬姆斯基所說的思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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