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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觀層面，也就是國際層面，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更加明顯了——世界在迅速兩極化。自古至今，所有的戰爭幾乎都發生在兩個陣營之間。正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研究團隊所統計的，16世紀以來，在守成國家和新興大國之間一共發生了16次權力轉移，其中12次發生了戰爭，即使是沒有發生戰爭的4次，也是以不同的所謂和平的方式進行的，即要不是自己體面地“退出”就是被“和平”地打敗。更為重要的是，大多數戰爭都是在兩個集團之間進行的。

2.被兩極化的世界：西方話語下的中國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那么今天的世界似乎正在迅速滑向戰爭。世界正在被快速地兩極化，并且表現在各個主要層面，包括經貿、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這里要強調的是“被”兩極化，因為如今的兩極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產生的人為結果，而非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動生成的。

經貿的兩極化

首先是經貿的兩極化。全球化意味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如果說全球化是一個資本主導、政府支持的過程，那么經貿的兩極化則是一個政府主導、資本服從的過程。人們往往把全球化所導致的各國經貿高度互相依賴視為是阻止甚至避免戰爭的有效方法。

不過，經驗地看，全球化或許能夠延遲國家間的沖突，但沒有能力阻止和避免戰爭的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最好的案例。一戰之前，歐洲各國之間的經貿互相依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人們普遍地認為，即使國家間存在沖突的利益，但很難想象有哪一個笨蛋會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沖突。

但是，沖突的確發生了，并且演變成世界大戰，不僅是一次，而且是兩次。更應當指出的是，無論是一戰還是二戰，都是發生在屬于同一個文明、文化圈，擁有幾乎差不多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歐洲國家之間。

美國所謂“去風險”徒增全球風險新華網

當特朗普剛剛發動中美“貿易戰”的時候，很少有人會預料到世界經貿會快速下行到今天的局面。特朗普的高關稅政策很快演變成拜登的全面兩極化政策。拜登的政策包括如下幾個：

第一，通過經貿政策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卡脖子”，阻止中國的技術進步。

第二，“脫鉤”。“脫鉤”盡管源自特朗普，但拜登政府把它大大深化和升級了。盡管美國也隨著歐洲把“脫鉤”改為“脫險”，但對美國來說，這個變化毫無意義，因為“脫險”只是“軟脫鉤”，并且在實踐中，拜登的做法并不“軟”。

第三，重組貿易組織。美國幾乎拋棄了現存的世界貿易體系，另組以其為中心的貿易體系。無論是“芯片同盟”還是“印太經濟框架”都是這個性質的排他性的貿易集團。

第四，不惜一切手段地打壓中國的貿易伙伴，迫使中國的貿易伙伴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進行“二選一”。例如，美國已經采取了各種政策對墨西哥和越南等中國的貿易伙伴施壓。

與此同時，中國也在被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集團化”。在美國搞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中國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動經濟全球化。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依賴的是各種包容性的多邊主義，并不針對任何特定的國家，最顯著地表現在“一帶一路”倡議上。中國把“一帶一路”視為是自己提供給所有國家的國際公共品，因為這是一個包容性的多邊組織，誰都可以加入。但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一直在搞認知戰，試圖塑造“一帶一路”是中國以自己為中心的經貿“集團”，是要把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

圖為中國援非盟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總部大樓（一期）新華社

盡管經貿兩極化并不符合資本的利益，并且中國也不會陷入美國的“認知戰”陷阱，但幾乎所有的經驗現象表明“一個世界、兩個市場”的局面已經成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已經制度化，而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則“被”形成。

長此以往，對處于中美之間、并不想作“二選一”的國家和經濟體會構成越來越大的壓力。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對華經濟認知戰也應當是這個努力的一部分。最近幾年，他們拋出了各種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和話語，包括“中國經濟頂峰論”“中國資產泡沫論”“中國不可投資之地”等等。經濟認知戰的目的無非就是影響資本在作“二選一”的決策的時候，選擇“安全”的美國和西方，而不是“不安全”的中國。

意識形態的兩極化

其次是意識形態的兩極化。應當強調的是，即使在超級全球化時代，東西方的意識形態對立其實也一直存在。只不過是當時巨量的經濟利益掩蓋了意識形態分歧，而西方一些政治人物也誤以為全球化會促成所有參與全球化的國家演變成為類似西方那樣的國家。對美國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當時美國的判斷是，一旦中國融入了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體系，那么美國也能夠把中國納入其所控制的全球體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