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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西洋彼岸的美聯儲結束購債計劃，正按部就班地向退出QE，以及零利率政策方向前行的時候，歐洲中央銀行則在殫精竭慮想推出大規模的量化寬松政策，想和美國一樣通過債務貨幣化的方式來支持實體經濟和就業。據報道，(1月22日)周四的歐洲央行會議上這一決定將水落石出。

嚴重的通縮，以及政治壓力迫使歐洲央行不得不考慮QE計劃，圖為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

2012年QE未達到市場預期

實際上，早在2012年，歐洲央行就已經推出了“歐洲版”量化寬松政策，即長期再融資計劃和直接貨幣交易計劃。

長期再融資計劃規定，銀行部門持有的重債國債券，即使信用評級不達標，也能獲得歐洲央行流動性支持，這相當于是歐洲央行可以間接購買重債國的國債，同時解決銀行間市場的流動性問題。直接貨幣交易計劃是真正意義的“歐洲版”量化寬松，歐洲央行可以直接在二級市場上無限量地購買成員國的國債，這與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的實質已經是完全相同。

幸運的是，歐洲直接貨幣交易計劃引而不發，政策效果則實質顯現。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和西班牙“歐豬”五國的國債收益率紛紛回落，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在1個多月內告別最危險的時刻。

2013年之后，部分重債國甚至一度能到國際資本市場以較低成本融資。2014年5月，西班牙、葡萄牙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回落至低于4%的水平，意大利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甚至跌破3%，創下歷史新低。葡萄牙人更是如釋重負，洗盡恥辱，宣布退出“三架馬車”的援助計劃。

不幸的是，長期再融資計劃并未達到市場預期。歐洲央行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的吸納量遠不及央行目標。第二輪操作的需求為1300億歐元，而前兩輪吸納量總計僅2120億歐元，遠低于4000億歐元的限額。

歐洲長期再融資計劃不及預期，與安倍經濟學下的信貸投放不利相似，直接的原因就是私人部門的信貸需求疲軟。

更不幸的是，歐洲直接貨幣交易計劃至今沒有機會實行。德拉吉行長早在2012年7月26日就宣稱的：歐洲央行將采取任何可能政策全力以赴保衛歐元。“相信我，足夠！”短短的一句話卻道出了歐洲央行的真實意圖：他已經把自己當成歐元生存的保衛者。但是，為數不多的觀察家注意到在這個句子之前還有三個重要的詞語：在它的職權內。

德國教授狀告歐洲央行：不愿為懶人買單

實際上，直接貨幣交易計劃本質上表明歐洲央行不是主權國家的權力代表，他只能在中央銀行職能范疇內見機行事。隨著德拉吉行長振臂一呼，隨之而來的是，一群德國教授將此訴諸于德國憲法法院。他們一絲不茍地宣稱：歐洲中央銀行宣布，成員國政府在面臨無法融資風險之時歐洲央行將購買他們的債券，這已經明顯超越了歐洲央行的法定職權范圍。

2013年1月德國憲法法院認為，歐洲央行的政策違反了歐盟條約，但是，在如何判決上已經超越了德國法院的能力。德國憲法法院踢皮球式地將這個案件轉交給了歐洲法院。

除了法律的堅持之外，德國人還有自己的理由。我們知道，在危機的應對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界限可能是虛幻的。畢竟，貨幣創造最后肯定會導致某種程度的財政責任重新分配問題：重債國可能會引發債務危機，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可能蒙受損失，而財政又是真正的兜底者。這就模糊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區別性。

但是，在一個國家中，由于擁有政府的支持，中央銀行在借款人破產之時可以采取重新資本化或快速下調利率加以應對；而對于歐洲，這需要歐洲央行成員國一致同意，而成員國擔心歐洲央行最終會遭遇損失，并會將與此相關的財政責任轉嫁給成員國。反對救助行動的德國堅稱，歐洲央行的行動不應該產生任何形式的財政責任重新分配，這是有其內在的邏輯基礎的，哪個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的人愿意為整天曬太陽、逛海灘、邋里邋遢的慫人買單？

歐洲央行贏了

不過，讓人稍加放松的是，經過一年多的折騰，歐洲法院在2015年1月15日由其輔助法官維倫對此作了定性：歐洲央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時擁有更廣泛的決策權，直接貨幣交易計劃原則上符合歐盟相關法律。

同時，他還不具名地批評了德國憲法法院：“一些法庭在此領域缺乏歐洲央行的專業性和經驗性。對歐洲央行的批評應該謹慎”。直接貨幣交易計劃在歐洲央行2015年第一次貨幣政策會議前夕解決了法律桎梏。歐洲央行執行委員會成員伯努瓦·科赫歡呼雀躍：直接貨幣交易計劃本來就是歐洲央行的“基準選項”。

科赫如此興奮，他與德拉吉行長惺惺相惜：大洋彼岸的罪魁禍首美國經濟一路高歌，而受害者歐洲經濟則一路滑向通縮邊緣。歐洲經濟面臨嚴重的失業挑戰，特別是年輕人失業嚴重。

截至2014年6底，歐元區平均失業率高達11.5%，希臘失業率高達26%，而且整個就業市場改善的進程較為緩慢。重債國財政整固的壓力仍然較大。比如退出援助的葡萄牙2014年財政赤字率預計降低0.9個百分點至4%，2015年還要降低至2.5%，緊縮的幅度仍然是較大的，這將弱化經濟復蘇的財政基礎。

歐元區內部失衡和長期增長的體制機制弊端仍未消除。比如內部的貿易、工資及結構失衡等，以及統一的貨幣政策及分散的財政政策的二元結構矛盾等并沒有實質性改善。

政治將是歐洲版QE的真正誘因

對于歐洲政治家，經濟走向衰退并非是他們按下史無前例的政策按鈕的充分條件。德國為何如此矯情，德國教授為何將量化寬松問題訴諸法院？我們應該知道量化寬松政策本質就是債務貨幣化，而德國可是將抑制通脹寫在了憲法之上。即使市場和政府都曾經是歐元危機的唯一主角，他們現在已經漸漸退出了舞臺。沉寂已久的公民成為了這場游戲的玩家，并且他們深感不滿。政治才是歐洲版量化寬松計劃的真正誘因。

2014年5月歐洲議會大選中，對財政整固嚴重不滿的民族主義政黨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這意味著歐元區更進一步聯合的道路將是曲折坎坷的，更為重要的是，可能面臨的是分裂。

這種分裂最早的可能是來自希臘。在三輪公投之后，仍然沒有辦法選出希臘總理，而糟糕的情況是，主張抵制援助、聲張退出歐元區的左翼主義者則有較大的可能性在未來1月25日的大選中上臺。拯救歐元成為歐洲政治家們的歷史使命了。

拯救歐元的不是歐洲政治家們的雄才大略，相反，是他們的膽小怯懦。歐洲聯合的理念是從20世紀初期兩次世界大戰的炮火中誕生的，慘痛的戰爭經歷促使歐洲人拋棄前嫌，改弦更張。沒有一個歐洲的領導人敢于承擔讓歐元解體的歷史責任。

在歐洲人看來，歐元的解體，就意味著歐洲聯合前功盡棄、壽終正寢。德國憲法法院依然可以裁定，德國央行如果參與直接貨幣交易計劃將違反本國憲法最終讓改革計劃落空，但是，這樣裁定的概率基本為零。

如果這么巨大的歷史責任，落在了一個值得商榷的法律約束上，那么，德國人和歐洲人就是自己作死自己。布魯塞爾智庫Bruegel創始主任、法國國家戰略與經濟預測總署署長費里在《歐元危機》一書中指出，歷史的本質就是蒙混過關。但是，這一次，他們可能沒有那么幸運了。為此，施行量化寬松政策或已成為歐洲必然的基準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