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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將使政府變得越來越不透明，甚至連它不透明這個事實都變得不透明，因為政府賴以作出決策的數據分析越來越超越一般公眾的認知能力，以至于有人指出：現在是“算法”統治著世界；受雇于政府和大企業的成千上萬的程序員正在編寫著各種程序，分析和處理著海量數據，這些復雜的算法正使我們的社會日益成為“黑箱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個人越來越透明，控制個人的力量（包括政府和商業機構）變得越來越晦暗。“解構大數據的黑箱殊為不易。即使他們愿意把他們的方法披露給公眾，現代互聯網和金融行業也為我們理解這些方法安置了巨大的障礙。他們得出的結論——無論涉及雇員工作績效、網絡相關性還是投資回報率——都是基于無數的工程師所設計出的算法，并被無數的律師保護著。”

由于政府和企業都有能力控制大數據并招攬數據分析人才，所以它們都可以成為數據控制者（data controller）。在市場和政府嚴格分離的地方，個人需要面對商業機構和國家兩方面對個人數據的可能濫用。而政府也可以雇用商業機構幫助其進行數據處理，或者直接購買后者的數據處理結果。在政府仍然嚴格控制著市場的地方，商業機構與政府在利用個人數據方面的相互關系更難以準確判定。商業機構（比如百度和阿里巴巴），是大數據的主要擁有者和實際掌控者。不過，一旦政府要求其配合社會治理、維護國家安全和促進公共利益等方面的工作，這些機構是難以拒絕的。政府作為大數據使用的中立監管者的角色，也會因裁判者和踢球者之間的角色混淆而受到干擾。

創新規則與個人權利保護規則之間的平衡

如上所述，大數據科技的興起產生了進一步的集權效應，使得大數據掌控者得以隱秘地、不受控制地利用個人數據，而普通公民幾乎沒有力量來抵抗。現有的法律制度不足以保護公民免受數據掌控者的權力濫用之害，因為這種濫權是非人格化的、彌漫性的、以數理定律的方式呈現出來的。反之，如果我們堅持傳統的隱私權和其他個人權利保護模式，則意味著宣告大數據技術的終結。因此，如何在鼓勵創新與保護權利之間找到平衡，是公共政策和法律界人士應該思考的問題。

大數據技術革新首先是一場值得歡迎和追求的革命性變革。實際上，不管歡迎與否，它都正在發生。回避或壓制只會導致被動和落后。世界經濟論壇已經把個人數據界定為一種新的資產類別，美國和歐盟都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相關的技術發展。如何平衡創新規則和權利保護規則是我們應當思考的問題。由于錯過了18、19世紀的第一波工業革命浪潮，中國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便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并且一度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有鑒于這一歷史教訓，中國政府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便高度重視信息產業發展，力爭趕上最新一波的產業革命，即信息革命。但信息產業與傳統的制造業不同，它所生產的是信息、觀念、知識和思想。我國執政黨的傳統是對這一類“產品”進行嚴格的控制，“競爭性的觀念市場”及其自生自發的秩序與黨的核心價值和治理理念格格不入。在這種情況下，必定要做出取舍：是繼續將黨的文宣傳統貫徹到信息產業領域，并使中國的互聯網永遠停留在web1.0時代？還是順應全球信息產業革命的大潮流，使中國不至于在這一波革命性產業發展之后再次被動落后？

做出上述選擇的難度是不言而喻的，因為信息技術發展所導致的交流模式轉型必然會引發一場社會變革。當代傳播學權威學者曼紐爾·卡斯特爾在《交流權》一書中寫道：“權力立基于對交流和信息的控制，不論是國家和傳媒企業的宏觀權力，還是各類組織的微觀權力。”政府的自然傾向無疑是嚴格控制交流渠道。“堵塞了交流渠道，便堵塞了個人心智關聯到公共意識的渠道。”長期生活在這種社會中的人民，除非天賦異稟，一般會變得缺乏公心與公德。不過，交流的形式與實質會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而改變。在歷史上的某些關鍵時刻，會出現治理方式變革與技術革新之間的賽跑。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所揭示出的規律，不能適應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上層建筑必然會被歷史所拋棄。

從憲法的角度來看，中國憲法在鼓勵創新方面的立場比較接近于美國。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規定：“為促進科學和實用技藝的進步，對作家和發明家的著作和發明，在一定期限內給予著作權和專利權的保障。”我國憲法序言中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總體目標，第一章總綱中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四條又明確了國家發展科學、醫療、教育的任務。對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保護是營造創新環境的制度條件，憲法第三十五條對此也有明文規定。可以說，從憲法條文的角度看，我國對大數據技術發展是持鼓勵態度的。如何落實憲法所承諾的創新自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大數據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個人自治空間縮小是另一個問題。談到權力對個人隱私的全面侵掠，人們往往會想到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無所不在的“電屏”使“老大哥在看著你”成為每一位公民的生存處境，個人尊嚴、獨立人格乃至基本的羞恥感都了無存身之地。如果說這種監控技術在奧威爾的時代還只是一種虛構的話，在我們這個“大數據時代”，它卻已經成為一種現實。

之所以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人民還能享有一定程度的“私人空間”，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于限制權力和技術濫用的法律制度。并非所有技術上可行的事情都符合公共利益，法律應當為權力和科技套上韁繩，以便在世俗化的時代確保基本的文明和倫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