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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明確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突破口”和是否在改制中存在國有資本流失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后者是改制的具體操作規范問題，前者是改革的具體方向和創新公有制實現形式問題。還有的擔憂表現在認為國有資本不能控股，就會影響具體企業對象的“定性”，認為這樣的企業就不屬于公有制了。

實際上，忽略了國有資本的主導作用存在、國有資本對于具體企業對象的持股股權比例在經濟運行的市場競爭中是一個根據市場競爭和經濟發展約束因素加以變動調整的對象。更何況選擇一定的股權結構安排，恰恰是為了更好地利用市場的杠桿力量，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

與強調公有制對于社會主義制度性質的意義相關，還有一個很具典型性說服力的案例。

對于華為這樣的企業，如何論定它的所有制性質，我們理論界相當一部分學者把它歸在“非公經濟”行列，因為對于所有制規定性，我們的經濟學辭典里只有“公有制”和“私有制”兩種形式，前者表現為國家所有和集體所用，后者在我們的表述上為了回避“私”的說法，變通性地叫做“民營經濟”（本來“民營”是相對于“官營”而言，但在我們的經濟理論話語中，是指“非公有”、實際上是“個人所有”或者“私有”）。

在我們的許多理論工作者的論著中還是將華為歸在“民營經濟”的行列。然而，華為在通訊領域已經成為與美國競爭的中國企業代表，我們都以華為為傲。但是，我們又將它歸在“民營經濟”（非公經濟行列），由此就有我們在通訊行業能夠跟美國“叫板”的高科技不是國有企業，那我們的國有企業豈不是難以交代。

其實，華為之所以有這樣的發展活力和成長能力，恰恰是與它所采用的所有制組織形式有關，華為公司的所有制屬性應該界定為“勞動者聯合所有制”（合作所有制），它是一種新型的所有制形式，不同于目前使用著的“集體所有制”概念。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東西已經難以解釋回答華為實踐創新，需要有新的理論來加以概括界定其所有制屬性。

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理論需要打開創新的空間，才能更好地描述概括經濟生活中已經出現的新經濟現象。

羅列以上幾個政治經濟學理論討論中比較突出的話題，正是為了強調以“問題導向”開展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力求徹底擺脫教條主義以“概念導向”的研究方式對理論創新實踐的困擾。

比較兩種不同的研究方式和理論研究受不同的“元素”導向帶來的研究成果的理論表達（理論表現）和理論研究的現實意義，可以進一步啟發我們加深理解以“問題導向”的研究對于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可能產生的直接的促進作用。也就是說可以為理論創新工作“賦能”。由此，我就轉到發言內容的第三部分，堅持“問題導向”學風，開拓理論新境界。

三、堅持“問題導向”學風，開拓理論新境界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圍繞如何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學術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創新，對于堅持以問題導向開展研究工作作了十分深刻地闡述，總書記還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話，“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

“要推出具有獨創性的研究成果，就要從我國實際出發，堅持實踐的觀點、歷史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實踐中認識真理、檢驗真理、發展真理”。

“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著力點、著重點”。重溫總書記在這方面的闡述，堅持以問題導向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研究，具有十分明確的針對性的指導意義。

踐行以問題導向的研究方式，擺脫以概念導向的教條主義研究方式，要求我們深刻理解“問題導向”的理論特質的精髓所在。

“問題導向”的研究工作方式需要深入到經濟生活中去，向實踐學習，加強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真正“讀懂”中國、“讀懂”世界、“讀懂”中國與世界的相互關系。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

中國經濟社會在改革開放驅動下取得快速發展的“奇跡”，處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們的經濟理論研究工作是否存在“應接不暇”的態勢，我覺得這樣的態勢是客觀存在著的。

如此豐富的實踐內容，盡管我們已經在這方面有不少研究成果，我覺得我們的總結不夠，我們的深入不夠，要真正“讀懂”不僅需要對典型事實做深入解剖，更需要對與這種事實的變化過程相關的經濟關系、處在這種變化關系中的“當事人”的心理和行為變化，以至于如何演化生成新的經濟關系和運行規則有深入分析，總結提煉出有規律性的經濟理論，生發出關于新經濟現象的新概念（或者是關于既有概念的重新定義），累積建構新的經濟理論。

不難理解，創新建構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只有堅持問題導向的研究作風，才能更好地滋潤我們的學習精神，激發我們回應實踐挑戰的研究熱情和思想創造的行動活力。基于對問題的研究，所作的理論研究工作才可能有實際內容、有現實的可對應性。

正是在深入生活中發現問題，開展“問題導向”的研究工作，自然也能夠滋潤我們的學習進取精神，從改革發展的豐富實踐挖掘理論元素，聯系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事實，更好地汲取歷史文化傳統精華，更好地借鑒人類文明成果，為理論研究賦予“與時俱進”的創新活力和能力。

誠然，堅持“問題導向”考驗我們“發現問題”的能力，堅持以“問題導向”的研究工作方式，有賴于擁有科學敏銳的“發現問題”的能力、準確把握可能隱含在復雜現象背后的“真問題”、犀利明快地提出“問題”（設定研究命題）的能力。

我記得姚洋教授在論壇第一屆會議的演講中特別討論了這個命題，他說中國學者要有自己能設定命題的能力，這才是我們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內容。否則的話就會出現總是在既有的問題和命題之中打轉轉，看上去很熱鬧，總是停留在似乎有新意的對表面現象的新描述上，實際上并沒有什么真正的創新。

重視問題導向的研究工作方式，自然會進一步提出如何去發現問題、如何不斷增強發現和提出問題的能力？對此的回應必然歸結為是否掌握開展研究工作的科學方法。

馬克思在對德國古典哲學吸收改造的基礎上，摒棄了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的東西，形成了辯證唯物主義，將紛繁復雜的經濟社會存在，提煉概括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樣一對基本矛盾范疇，作為研究社會進步發展規律的科學的方法論，成為“解剖”人類社會存在的“鑰匙”，馬克思也將之比作是外科醫生用的“手術刀”。

今天擺在我們經濟理論工作者面前的任務是，如何活用這一方法論，一方面需要對這一組基本范疇自身的內容和功能特點放在新技術革命、新生產要素組合、新分工范圍和新生產組織形式環境下使這樣的方法論解剖“工具”能力得以刷新，也就是方法論自身的創新問題。

古語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這里所要強調的觀點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需要方法論創新先行。

另一方面，我們日常在研究工作中經常會碰到的、對于方法論本身具有的多樣性、層次性和具體應用上存在的“訴求指向”的差別和誤解需要加以澄清。

這就是，經濟理論分析中運用數學輔助理論分析進行“建模”（數理經濟學），或者是運用數理統計方法對經濟理論分析加以實證分析驗證（計量經濟學）。

實際上，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工具和數理分析工具兩者不在同一個邏輯訴求層次上，前者是用于揭示經濟社會演進內在規律和本質特征的基礎性的方法論工具，后者則是基于經濟社會現象客觀上具有連續性特點，借助統計和數學工具進行“量化”分析。

由此可見，它們之間的區別，不是一種彼此互相對立或者互為偏廢的存在。換句話說，基于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對問題本質的深刻理解，加上運用數理分析的縝密計算論證輔佐，這樣的數理統計分析也是以事實存在的統計記錄為基礎的，兩者的結合可以使我們的“問題研究”做得更加深刻、更加具有說服力。

特別是通過運用統計計量實證分析，有助于經濟管理的調控政策更加具有針對性舉措的“量化”設計能力，以更好地發揮經濟理論分析對實際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

回到我們所強調的重視“問題導向”的研究，促進經濟理論研究工作方式的轉變，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在數學統計方法應用上存在明顯的不足，需要彌補加強，以促進工具能力的提高。

對比檢討現代西方經濟學存在的追求采用數學統計分析工具，為了追求數理表達的“完美”，只能是選取經濟關系中的顯性的變量關系，把復雜的經濟社會現象加以抽象（或者說不得不引入苛刻的“條件假定”），從而把復雜的社會現象簡單化，容易走向偏誤和誤導。

這也襯托出重視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工具手段的重要性意義所在，活用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基礎性理論方法，有助于使我們增強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研究能力，進而更好地開展以問題為導向的理論創新研究。

總結我發言所要表達的思想觀點就是，以“問題導向”可以為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實踐賦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新研究必須堅持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作風，摒棄教條主義的以概念導向的研究陋習。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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