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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改革開放進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構建，必須要繼續秉持這樣的理論研究風格和理論特質，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以“概念導向”的理論研究方式，勇于面對困難和問題，在回答如何解決問題中努力開創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5月17日《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強調的，“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只有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歷史的脈絡，找到發展的規律，推動理論的發展。問題導向為理論創新賦能，使之保有旺盛的有生命力。

二、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工作中是否存在“概念導向”的困擾

充分認識理解和自覺掌握以問題導向的研究方法，對于我們做好理論研究創新工作，深入總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發展道路、總結改革開放發展動力所取得的成功經驗，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依據這樣的認識，對照當下政治經濟學界的研究現狀，我想結合一些理論問題的研究分析和邏輯論證方式，提請各位一起來討論，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工作中是否存在“概念導向”的困擾？這也是我今天發言的第二個部分。

我們可以通過仔細閱讀研究一些報章雜志或者微信平臺上的不同文章來體會和感知是否存在著這樣的情況。

針對同一個理論命題由于彼此不同的提出問題的敘述方式、論證路徑和研究表述手法，以至于得出不同的分析評判，有時甚至是截然對立的理論研究結論；進而也存在對于研究所需要吸收的思想和經驗、對于后續選擇什么樣的工作取向和政策依據產生莫大的分歧，由此也不能不說會帶來對于繼續前行的工作方向和具體舉措的差異。在這里需要特別申明的是，指出這樣的理論“分歧”，與鼓勵理論研究允許“爭鳴”并不矛盾。

對此加以具體分析，恰恰是為了促進理論研究工作做得更好。實際上，所謂“導向”反映了研究工作選擇的研究起點，不同的“導向”反映了研究工作有不同的“入口”，由此決定了兩種不同研究闡發理論的邏輯路徑的不同，必然會得出不同的見識，并且面對同樣的“事實”會得出不同的判斷結論。

實際上，這兩種不同的導向，反映出兩種不同的思想方法論：是從本本出發、教導主義地套用現成的理論概念、模式和結論去尺度現實；還是活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去解剖分析現實，從現實生成的原委去展開討論進行剖析，得出見解認識。說到底，根本性的差異在于研究問題的方法論上的差異。

我在這里做一些對于同一個具體理論研究專題兩種不同的研究方式論證邏輯差異的案例。

如何理解馬恩兩位導師在《共產黨宣言》所強調的“消滅私有制”作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結論？進而如何界定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很顯然，回答好這個問題對于我們今天正在開展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直接相關。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12月18日召開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有明確的闡述和特別重申，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是，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圍繞這個問題，我們是否還記得在2018年一度出現的對于我們經濟生活中“非公經濟”的存在應該如何對待、應該給予什么樣的發展政策（營商環境）？有人說要它們“離場”，有人主張必須加以限制，甚至說要發動新一輪“社會主義改造”。以至于出現對“兩個毫不動搖”工作方針出現懷疑的思想混亂，影響經濟生活正常秩序。

同年的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明確提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主體，也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我國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

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非公經濟”的存在，必須將它們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背景下，聯系現實經濟生活中這樣的經濟成分和經濟組織是如何“發生”和“發展”的實際進程來加以深入研究，不能只是簡單套用革命導師在100多年前所提出的有關論述簡單地加以“尺度”和做出“對策”，犯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錯誤。

河北灤南優化經濟發展環境 促進民營企業迅猛發展。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再比如說，如何理解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做出了新的概括，“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發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樣三個方面的有機結合，“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

這樣的新概括表現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建構內容和動態運行功能關系的有機統一，較之既往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和對動態經濟運行特征的綜合表達。圍繞如何界定和表述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界也是有十分激烈的爭論。

甚至有文章說這樣的概括表述是違憲的，持這種主張的學者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包含的“市場經濟體制”看作是在資本經濟特有的規律性的東西，因而不能加以采用。

顯然，這里的把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經濟運行機制簡單地等同于資本主義，將之看做只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特有的東西了，這樣的理論見解是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本本上的論斷。固守這樣的理論見解實際上就是教條主義的具體表現。

其實，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市場經濟機制，是與商品經濟形式相關的資源配置機制和配置方式，它是與商品經濟屬性相關聯的社會化大生產經濟運行中的資源配置方式配置機制命題，可以用來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服務，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容發揮作用。

再比如，承認經濟運行的商品經濟屬性和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必然會進一步面臨“如何處理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關系”這樣的理論命題。

正是從改革推進深化進程的成功經驗給我們帶來的理論創新突破啟發，使我們認識到，“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

我們也已經明確將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突破口”，這是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來的。

對此，理論界同樣有很多爭論，特別是黨中央國務院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具體提出了根據國民經濟活動的產業特性，即“商業性”和“公益性”“分類”可以靈活選擇對于具體企業組織的混合所有的股權結構配置“控股”（相對控股）和“參股”形式，以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的控制力、影響力、運營活力和抗風險能力。但是理論界還是存在諸多疑慮，擔心國有資本在改制為混合所有制工作中可能出現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