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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進改革，維新派試圖集權于皇帝，這就需要消除太后這個障礙。維新派認為太后背后是俄國人，于是試圖建立中、美、英、日四國之間的聯盟，引進外力來制約太后，包括向光緒進言延請伊藤博文來做維新改革的顧問。康有為甚至提出了“圍園殺后”的主張，試圖用最快的方法，斬草除根。戊戌變法的核心斗爭，實際上是圍繞著皇權的統一性而展開的。但這在土耳其不是大的問題。早在1826年，蘇丹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在位）就已經剿滅了此前動輒廢立君主的蘇丹親兵（Janissary），建立完全聽命于蘇丹的新軍隊。土耳其有能夠說了算的君主，改革尚且如此艱難，這可以讓我們問一個問題：即便康有為的“圍園殺后”主張獲得成功，維新改革就能夠如愿達到其目的嗎？

五、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清政府改革的方向與土耳其的“坦志麥特”基本相似，那就是汲取歐洲國家建設的基本經驗，打造現代化的財政-軍事動員機器，建設現代化的行政、法律與教育體系，而對政治參與渠道的有限開放，其主要目的在于促進下情上達和上情下達。然而土耳其數十年改革催生了新的社會力量，他們要求推進立憲，并最終在1876-1877年短暫實現愿望；戊戌變法還沒有走到這一步，盡管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在思想上已經認識到了立憲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把比較的時段拉長到20世紀初，把清末新政時期包括進來，就可以對兩國的立憲展開比較。土耳其和中國的立憲派在對于立憲的認識上，都受到歐洲的“文明的標準”（standard ofcivilization）話語的極大影響。1876年12月23日，土耳其頒布憲法。同日，英、法、德、俄、奧匈、意等歐洲列強與土耳其在伊斯坦布爾召開外交會議，列強要求奧斯曼帝國在巴爾干問題上作出讓步。

然而，奧斯曼政府代表用剛剛頒布的憲法來對抗列強的要求，他們的觀點大概是這樣的：立憲是你們所說的文明的象征，現在我們已經按照你們的要求，制定了憲法，那么你們應該承認我們的文明進步成果，支持我們遵守自己的憲法吧？考慮到沙皇俄國當時還沒有成文憲法，土耳其代表在面對俄國的時候，甚至還有那么一點小小的優越感。[15]為了讓歐洲列強看到土耳其的立憲成果，土耳其政府甚至給予帝國的歐洲行省的基督徒臣民以更多的代表權。[16]然而，不管土耳其憲法規定了什么內容，地緣政治的現實，卻不可能得到改變。1877年初，土耳其在伊斯坦布爾會議上拒絕了列強的提議，俄國很快出兵討伐土耳其，第十次俄土戰爭爆發。其他歐洲列強先是旁觀土耳其被俄軍狂虐，后來再出手調停，土耳其付出了進一步喪失大片歐洲領土的慘痛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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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末推動立憲是在日俄戰爭之后，立憲派宣傳日俄戰爭是“立憲國”打敗了“專制國”，從而證明立憲可以強國。[17]端方等出洋考察大臣向清廷上奏，稱立憲是大清躋身于“文明國家”的不二法門。[18]而康有為在《進呈<突厥削弱記>序》也呈現出了對于立憲極大的熱情，仿佛只要憲法一定，國會一開，國家就能走上繁榮富強的軌道。然而奧斯曼土耳其以憲法為論據勸說列強所遭遇到的失敗，實際上可以對這些想象構成有力的沖擊。歐洲列強“文明的標準”話語固然將立憲作為“文明”的標志之一，然而何謂“文明的標準”，從來都不是固定的，關鍵是列強始終掌握對這套話語的解釋權，服務于它們自身的利益主張。[19]在當時的國際體系中，國家威望最重要的基礎，仍然是打贏戰爭的能力。以為立憲就能讓列強放棄自己的許多地緣政治利益，這是盲信列強的“文明”話語、未能把握國際秩序真正的游戲規則的表現。

六、土耳其比中國更早、更深地暴露了非西方的多民族帝國近代轉型的艱難。清朝皇權被分割，以及到了臨近滅亡才倉促立憲，讓人遐想：如果中國有統一的皇權領導并且更早立憲，是否中國不需要經歷更多折騰，就能走向繁榮富強？但土耳其的經驗表明，事情恐怕沒有這么簡單。

還是從1878年1月土耳其議會的解散說起。從1877年開始，土耳其議會與第十次俄土戰爭幾乎是同時進行，然而隨著戰爭不斷失利，蘇丹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發現，議會討論的重心已經從立法轉向了關注戰爭，一些亞美尼亞和希臘議員試圖鼓動他們的同胞拒絕為奧斯曼軍隊服役，同時，一些自由派與非穆斯林議員主張對一些部長和宮廷大臣發動不信任案；1878年1月13日，蘇丹召開貴族院，咨詢是否可以邀請英國艦隊進入馬爾馬拉海，以捍衛伊斯坦布爾，多數議員表示贊同，但有議員指責蘇丹本該早與貴族院商量，現在提出該議題，目的在于讓議員們背鍋，這不是貴族院能夠接受的。次日，蘇丹即宣布解散議會。[20]康有為《進呈<突厥削弱記>序》對于土耳其的這一經歷并無任何描述，也許康一直不清楚土耳其議會在戰爭關頭所起到的作用。

土耳其的民族宗教關系錯綜復雜。長期以來，非穆斯林繳納比穆斯林更重的賦稅，但可以免于服兵役（當然，巴爾干半島的非穆斯林一度承擔“血貢”義務，但這一制度到17世紀中葉已逐步廢止）；同時，非穆斯林根據宗教信仰，組織成不同的自治單位米勒特（Millet）。而“坦志麥特”改革者的目的是打造某種平等的奧斯曼帝國臣民的政治身份，首先在軍事-財政義務上促進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平等。然而“人人平等”的主張反而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不少穆斯林認為政府提高非穆斯林地位，有違伊斯蘭教法；非穆斯林雖然稅負減輕，但現在要承擔軍役，許多人寧可回到從前。至于米勒特，在“坦志麥特”時期更是進一步政治化。由于西方傳教士的影響，信奉格里高利教派的亞美尼亞人中出現要求分建天主教與新教米勒特的呼聲，而奧斯曼政府對此予以許可，這就像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或“按鬧分配”，給其他族群樹立了將族群和宗教差異政治化的榜樣。奧斯曼政府試圖將自身與米勒特之間的關系法律化，在全國立憲之前，就鼓勵各米勒特制定自己的章程（憲法），而這恰恰為各族群的民族主義動員提供了一個契機。一些米勒特還經常邀請外國勢力為自己助威，以從中央政府獲得更多的利益，這也引起了穆斯林群體的很大反感，使得民族關系變得更為緊張。[21]

立憲與開國會是否能夠很容易地解決國內的宗教與民族問題呢？康有為并不是通過對土耳其的觀察，才意識到族群與宗教的高度異質性所帶來的嚴重問題。引發他對這個問題深入思考的，是奧匈帝國。奧地利議會中政黨林立，但許多政黨代表的是地方民族勢力。而這就使得奧地利議會雖有政治參與，但缺乏國家整體利益的概念，無法形成有效的政治整合。[22]如果一定要開國會，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康有為主張從政黨建設入手，造就一個跨族群與宗教的大黨，避免中國重蹈奧匈帝國的覆轍。

伊斯坦布爾街景

但時間已經來不及了。清政府在新政時期致力于加強對蒙藏地區的直接統治，但實際上根本還沒有觸及邊疆少數民族在未來的議會中的代表問題，就在內地翻了船——清政府在1909年召開各省咨議局，在科舉廢除之后，大批喪失晉身之途的士紳將地方咨議局作為自己的活動平臺，從而使得咨議局成為地方主義的堡壘。在1911年，四川士紳正是以咨議局為平臺，組織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連清廷高級官員端方都在這場運動中被殺死。武昌起義爆發之后，在諸多省份，宣布“獨立”的主導力量實際上是原來的立憲派，而非革命派——是立憲派地方精英撤回了對清廷的效忠，附和革命，才帶來帝國大廈的轟然倒塌。而在1911-1912年，邊疆也集中出現分離主義運動，國家的統一性受到嚴峻考驗。正如康有為在辛亥革命之后認識到的那樣，立憲，完全有可能成為通向革命的橋梁。

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在第十次俄土戰爭期間目睹議會的表現，從而下決心解散議會，此后不再召集。改革的決策中心，也從“高門”轉到了皇宮。國家行政的掣肘力量仿佛減少了，但是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改革中成長起來的新社會集團，也喪失了在國家政治中發聲的制度性平臺。于是不滿就不斷增長，直到1908年爆發兵變，土耳其重新制憲，召開議會。土耳其的這段經歷，也是清朝中國所沒有的。它更能說明非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兩難困境——在短時間內全面改革，往往需要集中權力；然而改革本身所催生的新社會集團，又會要求擴大政治參與；而一旦開放政治參與的渠道，那么新舊勢力都會利用這種渠道來發聲和進行政治動員，未必能夠形成有效的政治整合，而宗教與民族沖突尤其難于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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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實際上就是塞繆爾·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討論的問題——也正是在那本書里，亨廷頓指出，列寧發明的先鋒政黨組織形式，同時回應了政治組織與政治動員的需要，為非西方國家的政治秩序重建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方案。[23]中國傳統的官僚體系能夠吸納個人，但很難容納整個社會集團的政治參與，比如說，像孫中山所代表的華僑群體，就很難在清朝的官僚體系中獲得代表，難免產生疏離之心；西式的議會擅長于吸納社會集團的代表，但不同利益如何協調和整合，還需要更多基礎制度的建設，否則就難以疏導和控制政治參與帶來的政治競爭。列寧主義政黨及其群眾組織、統戰組織，有可能將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和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結合起來。我們可以看到，奧斯曼帝國與清帝國尋求建立的現代軍事-財政動員機器，在20世紀中國，是在新式政黨的手中才得以完成——通過土地革命，共產黨得以深入基層，直接汲取資源來支持戰爭、工業化與各項公共事業，而抗美援朝向全世界驗證了這架軍事-財政動員機器的有效性。 同時，在中國社會結構經歷了巨大變遷的背景下，這一政治體系能夠不斷將新出現的社會力量納入既有的政治參與軌道之中，保持了在發展中國家中非常少見的政治穩定。要解釋中國近70年來何以能夠在種種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能夠解決現實問題的政治體系，無疑是不必可少的解釋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