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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老大帝國”碰到“新帝國”

康有為在《進呈<突厥削弱記>序》中所作的中土比較，當然是服務于自己在流亡時期的政治議程。但今天的我們就不必像他這樣，如此急迫地借助一種“紀念碑式的歷史”（尼采語）來進行政治動員，而是可以更從容地回望中國與土耳其過去兩百年的歷史，比較奧斯曼帝國與清帝國在西方列強壓力之下自我拯救的努力。

19世紀歐洲列強在歐洲本土大力推進民族國家建設，打造統一的公民身份，但在海外又從事帝國擴張，以不同的法律來治理不同的臣民。因此，對它們來說，民族國家建設與帝國建設，是同時推進的歷史過程。稱它們是“新帝國”，并非因為它們作為帝國的年代比奧斯曼帝國與清帝國更為久遠——眾所周知，西班牙與葡萄牙在15-16世紀就已經是殖民帝國，荷蘭在17世紀海上叱咤風云。“新帝國”之“新”，在于其所采用的制度與治理方式，特別是有效地將資本與強制結合在一起，使得君主能夠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來進行戰爭。[13]

當奧斯曼帝國與清帝國這樣的“老大帝國”碰到歐洲的“新帝國”，其痼疾很快就暴露出來了：皇帝或蘇丹名義上有著巨大的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但帝國其實如同一盤散沙，在許多地方和領域實行的是間接統治，屬人法盛行，缺乏統一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帝國政府收到的稅很少，相對于龐大的人口，其行政組織與軍事組織規模偏小，而且很松散。這樣的“老帝國”，很難集中社會的資源與力量來進行戰爭。“新帝國”不僅在戰場上屢屢打敗“老帝國”，而且可以利用“老帝國”內部的一盤散沙局面，煽動民族分離主義。

托普卡帕宮

“新帝國”的外部壓力，使得“老帝國”不能不加快步伐，加強內部組織密度，塑造統一的公民身份，推動經濟社會的現代化。與此同時，改革又會產生新的社會階層，帝國政府要汲取他們的資源，很快會遭遇到政治參與的要求。是否要像歐洲列強那樣，開放政治參與渠道，很快會變成一個新的挑戰。中土兩國的近代經歷，既有相似之處，也有差異。我們可以通過如下維度展開比較討論：

一、就地緣政治環境而言，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所面臨的挑戰要遠大于中國。奧斯曼帝國占有東南歐大片土地，已與歐洲列強相殺幾百年；博斯普魯斯海峽、達達尼爾海峽以及蘇伊士運河可謂建立全球霸權的兵家必爭之地。相比之下，中國距離歐洲遙遠，也不存在對歐洲列強具有“生命線”意義的戰略要地，歐洲列強在華獲取利益，對其總體利益有“錦上添花”的意義，但說不上是生死攸關。

地緣政治環境的不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為何土耳其的近代化改革比中國起步更早，在許多方面推進得更加深入。軍事上，土耳其在1826年后即以新軍取代原有的蘇丹親兵，新軍自創建以來，與歐洲列強軍隊打了無數次戰爭，可謂久經考驗，其裝備也一度優于俄軍，而清朝是在甲午戰爭爆發后才開始編練新軍，但新軍直到清朝滅亡，都沒有和列強打過像樣的戰爭，主要用于維持國內秩序。土耳其在1856年即與英法合作，創建了奧斯曼銀行作為中央銀行，而中國直到1905年才創辦戶部銀行，在金融制度上相對于土耳其的落后，不可以道里計。

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后，土耳其甚至被承認為“民族大家庭”（the family of nations）的一員，盡管歐洲列強對其“半文明”（semi-civilized）的定性并沒有改變，其國際地位可以說已經超過了中國。在1898年，如果讓一個土耳其人來看光緒頒布的一百多道詔書，我想他不太可能表現出什么驚奇，因為土耳其的“坦志馬特”在西化改革方面，已經走得相當遠。

克里米亞戰爭

但也正是由于險惡的地緣政治環境，土耳其的領土不斷遭到歐洲列強蠶食，境內許多民族在列強的支持下獨立，土耳其最終在一戰失敗后徹底失去其帝國。而在中國，列強相互對抗與爭奪的烈度要低很多，一直到1912年清帝退位，列強就彼此的利益邊界，都還能進行比較有效的協調。[14]由于缺乏全球霸權的兵家必爭之地，中國的邊疆危機總體來說也遠低于奧斯曼土耳其。

二、在奧斯曼帝國與中國大規模啟動自我拯救的改革之前，都面臨著本區域邊緣強權崛起所造成的壓力。在東亞，是日本通過明治改革崛起，并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通過《馬關條約》割走臺灣。而奧斯曼帝國面對的本區域的“日本”，是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Ali）統治下的埃及。1801年穆罕默德·阿里隨奧斯曼軍隊入埃及與拿破侖的軍隊作戰，1805年被擁立為總督并得到奧斯曼帝國承認。拿破侖的入侵與奧斯曼軍隊的隨后收復，都起到了“拆遷”的作用，削弱了埃及本地的馬木留克軍事貴族集團等傳統保守勢力，使得穆罕默德·阿里能夠迅速地推行改革，建設現代軍隊與中央集權的行政體系，推動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穆罕默德·阿里也對奧斯曼帝國統治者發動兩次埃土戰爭，然而歐洲列強的干預，使得其崛起碰到難以克服的國際環境瓶頸，埃及也逐漸淪為列強的半殖民地。埃及，最終沒有成為像日本這樣的區域霸權。但可以說，帝國邊緣的非西方力量通過學習西方而崛起，給帝國統治者帶來的沖擊和示范效應都是非常明顯的。

埃及統治者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三、在列強的壓力下，19世紀的奧斯曼帝國與中國都提出了“保國、保種、保教”問題。中國戊戌變法期間成立的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保國”為“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種”為“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教”為“保圣教之不失”。能夠區分出“國”“種”“教”三個維度，本身就是康有為等維新人士思想發展的結果，尤其凸顯出了王朝之外的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但在清帝國，這三個維度具有很大的重疊性，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就并非如此：奧斯曼帝國從一開始試圖以奧斯曼王朝為中心，為境內各族群各宗教成員打造共同的奧斯曼臣民法律身份，而這實際上是提高非穆斯林的地位，可以稱得上“保國”；然而在1877-1878年第十次俄土戰爭之后，巴爾干半島領土大片喪失，大量基督徒已經獨立建國，奧斯曼帝國境內人口已經是穆斯林占絕對多數，這時候蘇丹政府試圖以伊斯蘭教來塑造共同認同，可謂“保教”；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穆斯林中都興起形形色色反對蘇丹政府的民族主義，尤其是阿拉伯民族主義，土耳其的統治者發現宗教也不是非常可靠的塑造共同認同的抓手，于是最終退回到一種泛土耳其民族主義，強調共同的民族而非宗教。一戰之后，凱末爾政府徹底放棄奧斯曼帝國抱負，以土耳其民族主義為基礎打造一個世俗共和國，這是帝國自我拯救失敗的結果。清帝國受到的內外壓力并沒有奧斯曼帝國那么大，因此可以說一直堅持著“國”“種”“教”三個維度。但在辛亥革命之后，眾所周知，中國逐漸放棄了“保教”。兩國在這三個維度上的作為及其原因，頗值得進一步比較與總結。

四、就19世紀改革的領導勢力而言，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里，奧斯曼帝國有著比中國更為強大而堅決的改革領導核心。1808-1839在位的蘇丹馬哈茂德二世已經推行了不少改革。繼任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Abdülmecid I，1839-1861在位）頒布“花廳御詔”，正式啟動“坦志麥特”（Tanzimat，意為改革或重組）。由于蘇丹年當時只有16歲，大維齊爾（Grand Vizier，相當于宰相）領導的奧斯曼政府“高門”（Sublime Porte）成為改革的中心，涌現出像穆斯塔法·雷斯特帕夏（Mustafa Re?id Pa?a）、穆罕默德·艾明·阿里帕夏（Mehmed Emin ?li Pa?a）、福阿德帕夏（Ke?ecizade Mehmet Fuat Pa?a）以及艾哈邁德·舍菲克·米德哈特帕夏（Ahmed ?efik Midhat Pa?a）這樣的具有豐富行政經驗的改革家，改革的領導階層長期保持穩定。繼任蘇丹阿布杜勒-阿齊茲一世（Abdülaziz I，1861年—1876年在位）繼續推進改革，雖然最終由于在災荒背景下大興土木建皇宮和擴建海軍被臣民趕下臺，但蘇丹的皇權并沒有受到限制或分割，并沒有出現自中國自同治以來頻繁出現的“垂簾聽政”的情況。正是因為有這一基本前提，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1876年—1909年在位）才有條件發動反擊，將改革的領導中心從“高門”轉移到皇宮。

奧斯曼帝國政府“高門” （Sublime Porte）

以土耳其經驗對比來看中國戊戌變法，后者的弱點是極其明顯的：領導改革的光緒并不掌握完整的皇權，而只是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之下，才獲得有限的改革空間，但這種默許必然是附有條件的——任何觸動太后及其政治圈子既得利益的改革措施，都需要得到太后的認可，否則改革就無法持續。然而光緒對這一政治約束的嚴重性缺乏深入的認識，大量啟用缺乏行政經驗的新人，罷黜他眼中的保守派官員，造成朝野震動，從而未能在官僚集團中建立起一個支持改革的統一戰線。戊戌變法持續103天，光緒頒布了一百多道詔書，有時候一天達到五六道之多，這一方面體現了君主與維新派的急切心態，但另一方面，可以說明他們對于執行的困難估計太低，這其實就是缺乏行政經驗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