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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歷史民族”的觀念出發，尤其著眼于中國語言文字的傳播所體現的交往實踐，章氏認為，“二郡一司”（朝鮮、越南、緬甸）對于中國的意義更大于“三荒服”（蒙、藏、回），中國本更應致力于將“二郡一司”重新納入中國版圖，至于“三荒服”，本可“任其去來”[23]，只是由于地緣政治的緣由，恢復“二郡一司”的難度遠大于保有“三荒服”，故此，中國可暫先持有“三荒服”，再圖進取：“若三荒服而一切同化于吾，則民族主義所行益廣。自茲以后，二郡一司反乎可覆，則先漢之疆域始完，而中華民國于是真為成立。”[24]

章太炎

考慮到章太炎對于 “二郡一司”的執念，他在《中華民國解》中設想的中華民國版圖，實際上遠大于康有為、楊度等人的期待。而在這個更大的疆域之內，章太炎所設想的民族關系，也比楊度等人更加靈活。針對楊度等人提出的蒙回藏人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者，必以通中國語為唯一條件的主張，章太炎不以為然，他的替代方案是“令三荒服，各置議士，其與選者，惟涉彼部之事則言之”。[25] 章太炎的方案如果實現，那么我們將面對的是一個內部族群構成更為多元的中國，必然需要某種聯合體乃至集合體的概念，這將對概念建構產生何種影響，不無探討價值。

從章太炎探討的“二郡一司”問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延伸到“中華民族”論述與南洋華人華僑的關系。如果說立憲派的思路總體上是以中國既定版圖為基礎，推進“以國立族”，革命派的思考經常延伸到既有版圖之外，重視海外華人華僑，尤其是南洋華人華僑——他們保留著傳統的宗族組織，在列強殖民地掌握了相當大的經濟財富，具有可觀的政治動員力，甚至不乏擺脫列強統治，在未來建立某種政治實體的可能性。而在與革命派的宣傳競爭中，像康有為、梁啟超這樣的立憲派也不得不推進自己的民族論述對于海外華人華僑的回應性。 一個如果將南洋包含的政治潛能考慮進來，這樣的中國，會是一個什么樣的中國？在當下，這一問題無疑具有進一步挖掘的空間。

而長期追隨孫中山的胡漢民，其民族主義思想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演變，也并不僅僅是從“排滿”“仇滿”的立場上不斷后退。早在1905年所作的《排外與國際法》一文中，胡漢民就當時清廷所下的一則防止“排外”的諭旨做出評論。清政府喪權辱國，將中國權益出賣給外國人，而且壓抑中國人對于國家權益的主張。而所謂“排外”，即由此而起。“吾國人者，內不得援于政府，又欲亟爭之于外，此所以允無當也。”這就引向胡漢民的結論，“欲達吾人主張權利之目的，則莫如撲滿革命。” [26] 胡漢民通過對國際法的探討，建立起一個民族國家獨立平等的參照系，以此將清廷作為中國爭取國際權益的障礙，將“排滿”論證為有效抵抗帝國主義的基礎。胡漢民呈現的這一邏輯，并非其個人獨有。熟悉章太炎的研究者知道，章氏之所以從早年的贊同君主立憲轉向革命，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八國聯軍侵華的刺激，認定清廷已經成為反帝的障礙。這是許多革命派共享的判斷。考慮到“反帝”這個更為重要的大前提，許多革命派人士在中華民族范圍問題上展示的靈活性，也就比較好理解了。

筆者的另一個興趣點在于《重塑中華》對“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兩個概念之間關系的探討。《重塑中華》在第343-346探討抗戰時期中共的民族觀時，強調抗戰期間中共用“中華民族”來指稱全體中國人。在第344頁論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與獨立”之論斷，作者評論說：“從毛澤東的上述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大民族共同體整體的意思，同時也可以看出，該詞與帶有從古至今歷史文化延續性內涵的“中國人民”一詞基本上是近似語。”而在第345頁，作者強調了張聞天“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連用的表述方法，強調的也是“中華民族”概念指向“全體中國人”的涵義。“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關系，在此并非作者處理的重點，但在筆者看來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從概念史的方法來說，“中華民族”這一核心概念的“語義域”影響著這一概念意義的界定，而“中國人民”在“語義域”中占據重要地位，而且其重要性自抗戰以來不斷增加。《重塑中華》已經展現了某些歷史片段，但存在展開進一步論述的余地。

在帝制之下，“人民”最為廣泛的傳統用法，泛指一地一處的居民，并不刻意強調其內部同質性，接近于英文people詞政治色彩較淡的用法。[27] 這種用法延續到了民國，如1920年《致中》雜志發表過一篇《中國人民非五族》，大致是在這種非政治的意義上使用“人民”二字[28]，“人民”指的是居住在中國土地上的民眾。帝制之下，“人民”也被用來指代作為被統治者的“臣民”，政治色彩略有加深。但近代出現了政治色彩更深的“人民”用法，其頂點就是盧梭式的“人民主權”觀念——在此，人民的“公意”被視為政治正當性的源泉，人民仿佛是一個始終保持著的廣場集會，不斷認可或者否決那些自稱是其代表的政治人物的行動。在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列國憲法之后向清廷遞交的奏折中，“人民”的這幾種用法都存在，達壽更在其奏折中直接提到了盧梭的人民主權學說。[29]

盧梭

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人民主權”的理念，但同樣流行起來的還有“國民”一詞。1912年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的《臨時約法》、1923年北洋直系勢力主導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即曹錕賄選憲法）以及1931年蔣介石主導制定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均規定主權屬于“國民全體”。而在我們今天看來屬于公民權利義務的章節，《臨時約法》中的標題是“人民”，《中華民國憲法》中的標題為“國民”，《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的標題是“人民之權利義務”，并不統一。在此章節之下，三部憲法之中凡涉及個體性的權利與義務的，其主體均稱“人民”，只是《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在涉及選舉、罷免、創制、復決之權時，稱其主體為“國民”。這樣看來，似乎“國民”對應people, “人民”對應citizen。然而《臨時約法》又有“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的表述，可見“國民”、“人民”意義重疊之嚴重。政論家也經常混用二者，如戴季陶1913年所作《民國政治論》大講“人民主權”與“人民公意”，但也經常在相似意義上使用“國民”一詞。[30]

中國共產黨人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也是“人民”“國民”并用，這在其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上就有相當體現。但在國共合作失敗之后，中共文獻中“國民”的使用就大大減少，當然，這并不等于“人民”的使用就變得更為頻繁。1931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只有“人民委員會”的設置中有“人民”的表述，其他各處并沒有出現“人民”或“國民”。這一時期中共使用“工農”“民眾”“群眾”更多，蘇區的政府稱“工農兵蘇維埃”，而非“人民政府”。在這一語境下，“人民”意味著比“工農”外延更為寬泛的群體單位。長征過程中，張國燾在四川成立“四川人民政府”，就是刻意強調不執行蘇維埃的土地革命政策，以求吸納更多的社會群體。

在抗戰壓力增大的背景下，中共在頻繁地使用“中華民族”“全民族”等概念同時，也比以往更多使用“中國人民”“全國人民”等詞。考慮到前一階段中共主要使用“工農”或“無產階級”來指代自己的社會基礎，頻繁使用“中國人民”一詞，本身就意味著對階級對抗性的淡化處理。《重塑中華》在這方面展示了歷史的一個片段：中共領導人，特別是張聞天，一度在比較接近的意義上使用“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兩個詞。不過，在張聞天那里，“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接近程度究竟有多高，還是可以有辨析的余地。張聞天在30年代末還在與“少數上層統治者”相對的意義上使用“人民大眾”[31]，同時還運用“工人階級與最大多數人民”[32] 的表述。與此對照，張聞天所說的“中國人民”是否遵循著帝制之下政治色彩較淡的傳統用法，也都可以從語用學出發進行討論。

毛澤東與張聞天

同時，領導人之間還存在著個體差異。與張聞天相比，毛澤東對于“人民”和“中國人民”的使用具有更強的政治性自覺。1935年，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說：“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33] 在國內敵我區分的語境之下，這里的“中國人民”呈現出革命階級之聯合的意味。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原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進一步闡明了“人民”作為各革命階級之聯合的意涵，并且對“國民”的常規用法做出批評：“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于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為之清楚地指明。“國民”這個名詞是可用的，但是國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漢奸。”[34]

因此，在毛澤東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的文本語境中，“中國人民”與“中華民族”并非一回事。幾乎可以說，一個具有中國國籍的人天生屬于“中華民族”，但是否屬于“中國人民”，則要看其階級出身與在革命斗爭中的表現。在毛澤東的“中國人民”用法成為黨內標準用法之后，中共對“中國人民”與“中華民族”的組合使用，頗能體現出對于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平衡處理方式。抗戰勝利之后，國內革命繼續推進，“中國人民”的范圍也就不斷發生變化。比如在1949年《共同綱領》中，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還是“人民”的一部分，但到了1954年憲法中，這兩種成分就已經消失。通過階級分析視角界定的“人民”也完全可以越出國界。天安門城樓上“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標語可以提示我們中國革命朝向“世界大同”的國際主義面相。

闡明“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語義分野，有助于今人更好地理解，為什么從《共同綱領》、五四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到八二憲法及其四個修正案，中國的憲法性文件都會特別強調“中國人民”這個政治主體，但均沒有出現“中華民族”概念，只是到了2018年，“中華民族”表述才經由憲法修正案，成為中國憲法文本的一部分。概念的輕重之變，背后是不同政治形態的此起彼伏。《重塑中華》通過追溯“中華民族”的觀念史描繪出與之相關的政治形態，而這也讓我們期待能有同樣份量的“中國人民”概念史的問世。

四 余論

《重塑中華》覆蓋的時段截止于1949年，但其問題意識絕非僅限于近代。事實上，任何優秀的歷史作品，都不僅是關于過去的，而是用過去觀照未來，“通古今之變”。既然中華民族認同的塑造仍然“在路上”，“一”與“多”之間的張力也將長期存在，《重塑中華》對近代“中華民族”觀念塑造歷程的敘述，也將作為一種思想的力量，參與到這個塑造的過程中去。[35]未來的實踐者將能從這部作品中看到“中華民族”觀念內部包含的復雜性，從而從“自覺”走向更大的“自覺”，捍衛和繼續鞏固既有的共識，避免無謂的爭論和消耗。

而對于學界同仁而言，《重塑中華》極為可貴之處在于，它不僅貢獻了新的歷史敘事，而且通過歷史敘事，勾勒出了一張巨大的多層次的對話網絡，在歷史行動者相互之間，在作者與歷史行動者之間，在作者與當代研究者之間，各個層面都充滿了富有啟發的對話。這些對話對各個學科開放，無論一個研究者是來自文學、哲學、人類學還是政治學、法學，只要他/她關心“中國”與“中華民族”的認同的近代演變，都將能夠從《重塑中華》中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對話點，并以《重塑中華》整理的既有研究文獻為基礎，展開新的研究。盡管本書出版不到一年，我們可以大膽預測，這部著作的輻射力將遠遠超出史學學科，成為常讀常新的當代名著；而其局部未竟之處，也可以激勵研究者繼續努力，貢獻出更為全面和精細的歷史圖景。（翻頁請看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