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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旭東】

一、白話革命與“文化和政治的重合貫通”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100周年，我想借這個機會，以“白話革命”為中心，重新認識這場運動給現代中國文化思想結構秩序帶來的奠基性影響。

“新文化”的載體和媒介是“言文合一”的白話文，它是“新文化”思維、表達、溝通的形式和工具，也是自覺地使用它的中國人認識世界、整理經驗、建構內心世界和集體性社會想象的媒介。離開白話文就沒有新文化、沒有新國民、沒有新社會。在文化和歷史的雙重意義上，白話革命不僅再造了一種新的、具有制度意義的國民語言，而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開辟出一個全新的文化空間、思想空間、政治空間乃至道德-情感-審美空間。這種新的“符號秩序”（symbolic order）既是現代文化的形式基礎，也是它的道德基礎。

雖說現代中國及其自我意識是由白話文構造出來、并通過白話文顯形、定型，但作為新文化載體和媒介的白話文本身卻并不是一個“自然”、簡單、透明、不言而喻的東西。白話文并非一個單一體，而是一個復合體。它有一個二重的基礎，一個是“白話”，另一個則是“文”；兩者同屬一個統一的整體，但卻仍然有各自的特殊性和自律性。

白話乃至“俗文學”意義上的白話文學并不是在五四一代人手上發明的，而是古已有之。即便沒有白話革命和五四運動，白話和俗文學依然會在日常生活領域繼續存在。白話革命和新文學史上最有理論前瞻性和歷史感的人物（如胡適、周作人等），都有意識地把這場文學革命稱作“文藝復興”，其用意正是要通過承認和發掘古已有之的俗文學源流、與之建立起新的繼承關系、從內部將這種源流多樣化，從而打破古文自定于一尊的“正統”、再造以新文學為其歷史前沿的“傳統”，最終將新文學界定為一個更為豐富、更有生命力的傳統的合法繼承者和希望所在。[1]

我們現在使用并仍在完善中的白話文是二十世紀前期一場狂飆突進式的白話革命的產物，而不是經由相對漫長、和緩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文化演化過程而瓜熟蒂落的結果。從但丁的“論俗語”（De vulgari eloquentia, 1577）[2]和用佛羅倫薩日常語言創作的《神曲》算起，近代歐洲各民族的“白話”或“現代語文”經歷了數百年的孕育和發展，而中國“新文學”卻是在短短一兩個十年里就將自己在理論和創作上確立起來。

但丁《論俗語》

白話革命固然有自己的前史，推廣白話的努力固然貫穿晚清的維新自強運動、憲政改革、廢科舉、帝制覆滅和民國誕生，但在五四時期以前，這些努力都未能取得白話革命所具有的明晰的、強烈的理論自覺和文化政治自覺，在文學實踐上也都未能企及—甚至在主觀上未曾料想—能在短短一兩個十年里將白話一舉確立為新國民、新文化、新風俗、新世界唯一的、總體性的寫作規范、風格追求、審美標準和道德要求。古已有之的白話和白話文同白話革命所帶來的、作為在全社會和全體中國人中間推廣、并進一步由國家行政系統確立為標準的新的國民語文是截然不同的。在歷史上存在于街坊酒肆等娛樂場所、或僅僅為文人私下里玩賞的俗文學，甚至包括晚清得風氣之先的文人努力嘗試的白話創作[3]，同新文學自面世第一天起就當仁不讓地占據的高級文學和“文學本身”的眼界、抱負不可同日耳語。

白話革命帶來的新文學就其內在標準的革命性更迭而言，是以往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新事物，也許只有春秋戰國時期“私學”和“士”的階層的興起可以與之相提并論。而就外部參照系而言，則是中國文明的語言編碼系統和思維邏輯系統第一次從自身之外，即現代西洋文明中獲得新語匯、新語法、以及新的描摹現實和敘述內心世界的形式與風格。

就這樣的“新文化”的內在使命而言，白話革命帶來的白話文不能僅僅是日常生活實踐層面的“話”，而必須是終極意義上的“文”。它在風格、形式、結構、思維、乃至內在道德規范等所有層面,必須同時經受中國古典文學所確立的典范和近代西洋文學所樹立的新標桿的檢驗。雖然這場白話革命是由一批人文知識分子發動的，其創作成果也集中體現在新文學第一個十年和第二個十年的文學成就中，但在一個更為基本、更為隱蔽的社會經濟意義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則不過是那種發源于歐洲、隨后向全世界范圍擴張的、近代高級文化和文化政治的“普遍的媒質”（universal medium）的一個晚到的例子。

在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代表性著作看來，這種普遍的媒介的功能不過是通過共同的、同一化的教育（比如國民學校）和傳媒系統（比如近代印刷文化），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活動和統一的國內市場準備一種便于溝通和交易的共同語言、同時為民族國家行政管理系統準備合格的官員和暢通的信息。白話革命和新文學當然符合這個標準，但卻遠遠超過了這個標準。

“文化現實與政治現實的重合貫通”(congruence between culture and polity)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基本訴求和核心特征[4]，若離開“言文合一”的白話文，這是絕對不可能想象、更是不可能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白話文和文言文之間的“斷裂”無疑是“現代中國”和此前中國歷史形態的分水嶺，而如何稱謂或規定此前的中國（如“古代中國”、“近代中國”），則是一個相對次要的問題。

在一個更為實質性的意義上，“白話革命”的歷史地位是由隨后發生在社會、政治、經濟、倫理和風俗領域的全方位的制度變革和精神變革所回溯性地賦予的，否則它也許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僅僅停留在一個孤立文化領域，同社會整體相隔絕。但反過來也可以說，白話革命的內在強度和號召力，即便在言語行為和寫作風格的狹義范圍里，也的確為更廣闊深入持久的思想變革和社會變革提供了內在的結構和動力。五四之后的思想變革、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無不在根本上得益于白話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在白話革命建立的全新的語言結構和思維結構中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