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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有著“中國長篇小說最高獎項”之稱的茅盾文學獎公布了最終評選結果，包括作家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在內的5部作品獲獎。6月23日，CCTV-NEWS《dialogue》欄目對張旭東教授就茅盾文學獎與中國文學話題進行訪談，觀察者網獨家翻譯，以饗讀者。】

楊銳：歡迎收看《對話》。不久前，中國作家協會公布了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長名單。每四年評選一次的茅盾文學獎旨在鼓勵對中國小說寫作有重大貢獻的作家。本次大獎將花落誰家，人們在翹首以盼的同時，也展開了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討論。今天的嚴肅文學是否已被邊緣化？當代作家的成就是否能和五四時期的現代文學前輩們相提并論？文學應該反映社會問題，還是忠于作家的內心世界？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如何？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期《對話》節目有幸請到了張旭東教授。在正式對話開始之前，讓我們先看一條短片。

畫外音：每四年頒發一次的茅盾文學獎是中國文學最高榮譽獎項之一。它是根據中國文學大師茅盾先生的遺愿設立的。茅盾先生經歷了中國的革命時期，并曾擔任新中國首任文化部長。在彌留之際，茅盾先生捐出了自己的稿酬設立了這個獎項，以資鼓勵青年小說家。從1982年開始，茅盾文學獎很快便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后社會經濟巨變的縮影。獲得此殊榮的作家已經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王安憶是影響力最大的獲獎作家之一。她的長篇小說《長恨歌》敘述了一個上海女人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到文革結束的人生故事。許多人認為王安憶沖破了禁忌，是中國年輕一代的代言人。茅盾文學獎不只反映城市生活，也非常重視講述中國的鄉村故事。路遙、陳忠實和賈平凹等作家深入描寫了中國農村發生的歷史變化，他們的作品被成功地搬上了大銀幕。2011年，莫言和其他四名作家一起，獲得了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此后，他又因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而名動全球。諾獎評委會認為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隨著中國文學在國內外越來越受到認可，它更加生機勃發地反映著中國的巨大轉型。

楊銳：歡迎來到《對話》。在看過第九屆茅盾文學獎長名單之后，您認為誰能摘走桂冠？

張旭東：完整名單很長，我還沒有看完，不過我注意到一些熟悉的名字。我是王安憶的粉絲，但我也注意到了《繁花》作者金宇澄的名字，他也來自上海；還有老朋友格非。他們都是中國當代的嚴肅作家，應該得到茅盾文學獎這種程度的認可。

楊銳：您是怎么定義中國當代文學的？

張旭東：這是個在學術上存在爭論的問題，簡單來說，有種說法是，中國當代文學就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從1949年開始，新中國的文學與五四時期的文學傳統和魯迅那代作家的白話文寫作之間出現了明顯的斷裂。然而，也有學者認為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分野應該再往前回溯。他們將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作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端，因為這種文學是為群眾、為工農兵創作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浪漫主義的源頭。但總的來說這些都是學術爭論，對普通讀者來說，當代文學幾乎完全等于新中國文學。

楊銳：鑒于中國政治制度和體制的特殊性，您是否認為大多數作家仍然處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陰影之下，即文學應該為政治服務？

張旭東：人們往往將延安文藝座談會理解為讓文學成為政治的仆人，但如果你仔細讀更多的材料就會發現，它其實是在號召作家和知識分子參與發現一個新的國家。在中國的歷史背景下，人們應該對延安文藝座談會有更廣的理解：它代表著中國作家尋求新中國、中華民族，以及知識分子與人民融合的長期不懈的努力，這個過程早于五四運動，甚至晚清時期就開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好比從前輩手中接過了火炬，走向了新的舞臺。在中國革命過程中，國家和革命運動的深入程度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旦中國作家有意識地投身于這個運動，他們必須決定是否參與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再創造。所以我認為人民文學這個概念不應該局限于政治范疇，而應該關注文學在大環境下為自身、為民族、為世界承擔的使命。

楊銳：現在的作家往往注重內心的表達，而不太關注社會民生，您如何看待當下這種趨勢？

張旭東：內心和社會這兩種領域并非完全沒有重合。誠然，文學是個人發自內心的創作，也是一種語言藝術。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必須建立在個人思想自由、表達自由不受約束的基礎之上，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另一方面，文學一直具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屬性。最引人注目、流芳百世的文學作品，不說全部也有相當大部分是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這些文學作品表現的是集體欲望、集體希望和集體希冀。文學正是這樣與人民產生關系，并將人民凝聚到一起。在某種程度上，文學將永遠扮演這種傳統角色。但作家不能為了服務于這個目的而放棄內心的自我，屈服于更高的外部權威，這是我們要注意防范的。簡而言之，這兩種目標不應該是互相排斥的，有時候甚至可以說，為了表現這個世界，為了講述他人的故事，作者必須經過對個人內心、經驗和思想的調整，才能調和個人與外部大環境之間的關系。我對一種近期的文學趨勢持保留意見：部分作家把“小我”拔高到很高的地位，仿佛那是唯一的文學靈感來源，這當然是不對的。如果你只關心自我，那么你恰恰無法很好地代表自我，因為自我永遠都是在更大的社會背景之下建構起來的。

楊銳：自我是個人成長生活環境的產物。現在關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文章有很多，我也曾經在法蘭克福書展主持過新聞發布會，您也在紐約大學主持過討論會。莫言似乎對意識流和象征寫作手法尤其著迷，在這一點上他很像晚清作家蒲松齡。你是否認為他通過這樣的手法隱藏了真實的自我，隱藏了他對社會和政治現實的否定。

張旭東：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問得好。有人批評或者指責莫言，認為他太“討巧”。

楊銳：從字面上解釋，“莫言”就是“閉嘴”的意思。

張旭東：他告訴我，他父親給他選了這個名字，用意是讓他不要太多話，不要自作聰明。

楊銳：大智若愚的意思。

張旭東：對，不說話沒人當你是啞巴，這也蠻符合中國傳統智慧的。我倒不覺得這名字暗喻政治審查或自我言論審查之類的東西，對一個作家來說，這個名字蠻有意思的。把莫言二字合起來，剛好是他真名管謨業的第二個字“謨”。言和莫都來自這個字。我倒不覺得能從這個名字里面解讀出很多東西，不過回到你之前的問題，我認為莫言一直面對一些批評。有些人認為他過于討巧，過于魔幻，過于故弄玄虛。他發揮無邊無際的想象力，有時近乎猥褻下流，來隱藏自己對政治、道德真實卻負面的判斷和觀點。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種看待他作品的有趣視角，但我認為他作為一名作家，有其自由和自主權，去運用象征、想象、虛構、魔幻等資源，并將它們整合為統一的敘事。這種敘事代表著他日常生活和遭遇的那個中國。在他的小說中有建設性的、積極的一面，巨大的能量和樂觀主義精神伴隨著情節中的宿命論。這是個非常復雜的情況，我們不能把它簡化為一場是非善惡、正面負面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