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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張文木】

歷史事件離我們愈是遙遠，其中的性質便愈能清楚地展現。193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跨越了人跡罕至的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艱難險阻，勝利完成了戰略大轉移，這使當時處在危機中的中國革命轉危為安；但后來的歷史證明，長征的意義已遠超出長征事件本身，它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并引導著它的方向。

困難是政黨前進最穩固和最靠得住的階梯。真理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找到的，困難是尋找真理的加速器，困難越大，人們離真理就越近。艱苦卓絕的長征使中國共產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接近、檢驗和接受真理。

毛澤東戰略思想是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并不產生于書齋，而是產生于中國共產黨解決中華民族面臨的生死實踐。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擺脫不切實際的哲學思辨。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八七會議”。毛澤東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1]的論斷。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2]為什么說這么多“那樣”？因為革命的道理不是陳獨秀們說的和做的那個樣子。會議作出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決定，而促成大家接受這個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決定的直接因素就是從1927年的血泊中學到和找到的經驗。

秋收起義，毛澤東開辟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65年毛澤東在重上井岡山的路上告訴身邊的同志：“戰爭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比較容易，王明說自己的路線正確，根據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張國燾說自己路線正確，八萬人過了兩次草地，大隊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要難得多。”[3]和平時期不容易找到真理。因為沒有殘酷的環境，檢驗真理比較慢，相反戰爭時期就比較容易找到真理。殘酷的斗爭環境猶如高速離心機，迅速將錯誤認識和觀念不經過渡就被拋棄而將正確的東西保留下來。

真理往往最終是用鮮血洗出來而不僅僅是從書齋中讀出來的。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線圖

共產黨從城市轉到農村，建立了根據地。環境稍微好一點，唯心主義又來了。這一次不是北大的陳獨秀而是從莫斯科來的年輕人王明。王明直接從莫斯科帶來共產國際的思想，又是外來思想。理論說起來一套一套的，還帶來個軍事“權威”奧托·布勞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規化[4]，說毛澤東太土氣，不正規。說起來也是，即使按照現在的干部標準，毛澤東也難達標：不是博導，沒有課題費，沒有名牌大學學位，也沒出國留洋經歷，哪一條都不夠。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學的，又受斯大林賞識，不說在當時，即使在今天的干部評價標準中也是很唬人的。

李德把歐洲平原作戰的戰法搬到中國西南大山里。歐洲作戰方式基于他們的平原地形。從歐洲來的李德卻要在高山峻嶺中找平地拉開決戰架勢。山體本是自然掩體，他不用，要紅軍人為建堡壘，筑掩體，跟蔣介石對壘戰[5]。蔣介石才不怕他這一套，他手下的將軍多學的歐洲的打法，他們與李德那真是師出同門，半斤八兩。在平原上決戰是歐洲的打法，誰人多就能打贏，打的就是陣地戰。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體和碉堡，他還人為修什么碉堡？你說傻不傻。大部隊進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鋒把進入其中的整體戰斗力削成碎片，這使山地成了“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6]的游擊戰的天堂，山地戰士受到大山的天然保護。李德不要這些，要在山地找平地，找到平地然后決戰，這不敗才怪。你說他，他還不聽，為什么？人家是“權威”，王明受到斯大林單獨召見[7]。后來的張國燾更厲害，他見過列寧[8]，而且據說是中國共產黨高級干部中唯一見過列寧的人[9]。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長征路上打得贏就是硬道理；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又來了一個湘江之戰，我們中央紅軍出門的時候是八萬多人，回來剩下三萬多人，也就是說近三個人中就有一個掉腦袋。這個時候你信誰？你還能讓王明那幫人干嗎？當然不能，再干就全完了。

生死之地有真理。在生死面前，人最容易擺脫不切實際的哲學思辯。在一次次，特別獲得湘江之戰的失敗的慘痛教訓后，中國共產黨逐漸擺脫了對共產國際洋教條的迷信，從中國本土尋找力量，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思想。

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說：“這是血的著作。”[10]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殘酷的革命實踐讓中國共產黨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