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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討論

主持人：說到“全球南方”這四個字，我想“南方”這兩個字大家理解，通常指第三世界、發(fā)展中國家，現(xiàn)在又講“全球南方”，它有不一樣的地方嗎？

張維為：最早的時候，因為發(fā)展中國家大部分都在南半球，西方國家在北半球，所以出現(xiàn)了南北矛盾、南方國家、北方國家這些概念。“全球南方”興起，確實給人感覺南方國家是一種整體的力量，它的范圍超出它的地理范圍。南方學者和西方國家里同情、支持南方國家的學者，這個概念他們用得很多。

主持人：我剛才聽張老師介紹的時候，我特別注意到，他報了一大串國家的名字，前面都是發(fā)展中國家，但后面注意到有美國、英國的學者。那可能大家有一個好奇，這些國家是發(fā)達國家，為什么他們的學者也可以被稱作“全球南方”學者？

吳新文：“全球南方”它實際上由很多人群組成，其中一個人群就來自于“全球北方”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的先進的知識分子、社會活動人士，他們長時間同情“全球南方”的事業(yè)，反對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這樣一批人實際也是“全球南方”的一個很重要的力量，他們是“先知先覺者”。

主持人：我們說“全球南方”國家，它分布在那么多不一樣的地方，每一個國家的發(fā)展的國情也不一樣，但當我們說“全球南方”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整體來看嗎？

張維為：可以的，因為“全球南方”國家有太多的共性，最基本的共性就是都經歷過殖民主義或者半殖民主義，都遭受過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欺凌，然后都有很多共同的需求。多數(shù)南方國家都不太發(fā)達，中國是發(fā)展起來了，但多數(shù)國家還處于不發(fā)達階段。他們都對現(xiàn)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不滿意，這是一個巨大的共識，對包括美元的主導地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這套體系都有很多不滿。這次俄烏沖突就很明顯，他們幾乎都不參與對俄羅斯的制裁，你制裁你的，我們有更多自己更為關心的問題。

主持人：“全球南方”國家更關切的問題就是如何發(fā)展自己。

吳新文：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可能要注意的，西方在利用這個“全球南方”概念搞分化、挑撥離間。他們沒有把中國放在“全球南方”國家的范圍里面，他們把中國隔離出來了，然后他們說要爭取“全球南方”。這是一個很大的吊詭，這一點我們一定要認識到。

張維為：西方想這樣做，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我們領導人也講了，發(fā)展中國家是中國的天然盟友，因為我們具有許多共同的歷史、共同的經歷。鄧小平當年也說，窮朋友之間容易打交道。真的是這個感覺。我們的外長每年第一次出訪一定是去非洲訪問，這些傳統(tǒng)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下來了。

當?shù)貢r間2023年1月11日，外交部長秦剛在非盟總部同非盟委員會主席法基舉行中國同非盟第八次戰(zhàn)略對話。（圖源：外交部）

但這里面有一點，我們可以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的思路受到啟發(fā)。當時發(fā)展中國家有一個概念叫“七十七國集團”，就是七十七國在聯(lián)合國系統(tǒng)里開會的時候有統(tǒng)一的代表，表示同一個立場。最初是七十七個發(fā)展中國家，后來變成一百三十多個國家，但還是叫G77，七十七國集團是聯(lián)合國體系里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我們當時怎么參與的呢？一方面，我們堅定認為我們是發(fā)展中國家，但同時我們在聯(lián)合國體系里叫“G77+China”，也就是“77國集團+中國”。

鄧小平會見外賓時講了很多次，當時很多發(fā)展中國家希望中國出頭，但中國面臨的情況非常復雜，一個是中國整體的實力當時還不夠強大，另外當時中蘇關系也不好，所以鄧小平就說：我們當然是發(fā)展中國家，但我們的情況比較特殊，我們是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如果我們出頭的話，有些發(fā)展中國家可能就不高興，所以我覺得七十七國集團會議還是放在古巴、巴西召開比較好，但是我們對發(fā)展中國家保持堅定支持的態(tài)度。當時如果你成為七十七國集團的一員，你塊頭太大，他們多數(shù)當時與蘇聯(lián)的關系都比較好，而中蘇關系當時不好，那怎么辦？所以我們屬于發(fā)展中國家，但有自己的獨立空間。

我覺得這對處理今天我們和“全球南方”的關系也是有啟發(fā)的。我們是“全球南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跟它有一定的區(qū)隔，我們屬于一種特殊的“全球南方”國家，大概是這么一個定位。如果需要的話，我們是可以發(fā)揮引領作用的。

主持人：所以這樣的一個定位就讓大家知道“全球南方”國家的這些學者，他們來跟中國的學者進行對話，這個對話的內容非常重要，剛剛您在演講中也例舉了一些。總的來說，您覺得他們對哪些議題最感興趣？

張維為：一個是中國的成功經驗，這些經驗坦率說對他們是非常富有啟發(fā)的。為什么“一帶一路”倡議總體上相當成功，就是我們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情況比較了解。

西方國家不懂得什么叫貧困，他們雖然也有貧困，但沒有經歷過發(fā)展中國家那種赤貧，18世紀啟蒙運動興起的時候，實際上最悲慘的貧困發(fā)生在殖民地，發(fā)生在美洲、澳洲、非洲這些殖民地。歐洲也有很多貧困，但不是一個等級的。

而我們中國，我們從小經歷過貧困，一到發(fā)展中國家我們憑直覺就知道這個問題一定是最緊迫的問題，吃飯問題怎么解決、疾病問題怎么解決，美國及很多歐洲國家根本沒有這個概念。所以這次在國際人權高端研討會上，我講美國不把消除貧困看作人權，歐洲只把它看作是妨礙享受人權的一種障礙，而中國把它看作核心人權，而且付諸堅定的廣泛的實踐。

主持人：對。就剛剛您說的，發(fā)展中國家它需要優(yōu)先解決的是吃飯的問題、吃藥的問題。比如說非洲，大家知道瘧疾是一種高發(fā)的疾病，很多人會因為瘧疾而死亡。前段時間我對話了一個上藥集團的工程師，他在蘇丹已經工作了18年，干什么呢？就是幫助蘇丹去建這個藥廠，我們提供非常便宜的抗瘧疾藥。別看這小小的一件事，不掙錢的藥，但是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確實解決當?shù)厝嗣竦木薮髥栴}。這個讓我思考實踐合作當中的意義和對話的意義。

張維為：我補充一點，怎么解釋中國非常重視發(fā)展中國家。政治上、道義上我們的利益高度一致。另外還有一個方面，就是通過這次俄烏沖突我們看到，俄羅斯把西方發(fā)動的貨幣戰(zhàn)爭變成“貨”與“幣”的戰(zhàn)爭。今天仔細看，這也是一個思想解放。發(fā)展中國家大部分都是有貨的，如豐富的自然資源，一個發(fā)展中國家給你提供的鋰礦、鈷礦等可能占到你需求的10%、20%，甚至一半。換言之，即使從資源角度來看的話，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對你的重要性可能已經不亞于一個普通的歐洲國家了。阿根廷、巴西等都是資源大國，跟中國簽協(xié)議，用人民幣結算貿易，這都是革命性的。

主持人：您剛剛說到西方國家，我們剛開始也說了，在南南合作方面，其實原來不是那么熱心的西方國家，現(xiàn)在好像也很重視這個“全球南方”國家的概念。他們的這種重視會變成實際行動，對發(fā)展中國家能有真正的助益嗎？

張維為：坦率講，中國人是非常開放的，比方我們“一帶一路”，如果西方國家愿意來，我們非常歡迎。但是現(xiàn)在的問題在于西方國家很大一部分都覺得，這些發(fā)展中國家原來都是我們的殖民地，屬于我們的勢力范圍，現(xiàn)在它們與中國的貿易關系怎么遠遠超過我們了？怎么辦？

以非洲為例，你看民調，多數(shù)老百姓都覺得中國投資非常之好。但是主要有兩個群體對中國不那么友好，一個是西方支持的一大批非政府組織，它們其實損害了這些國家的基本利益，還有就是一些和中國企業(yè)有競爭關系的企業(yè)。這兩個群體也是我們在“一帶一路”走出去，與發(fā)展中國家合作時要特別關注的。當然還有這兩個群體推出來的政客，背后可能是美西方國家。

吳新文：其實西方國家現(xiàn)在對“全球南方”也做一些表面文章，很大程度上是被我們中國倒逼的結果。中國的項目落地、生根、開花，人家都看在眼里。西方人又是零和思維，就是你的影響大了，那我的影響就少了，所以他們是認為要和中國爭奪影響力，爭奪主導權，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大框架里面，他們要更多地關注“全球南方”，但是他們又拿不出真金白銀，他們國內的經濟狀況已經使他們沒有多大能力來搞這樣一個大規(guī)模的投資了。所以你看美國領頭提的幾個倡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主持人：而且這種投資是要讓渡利益的，事實上我們在很多的合作中讓渡了許許多多的利益，但這種胸懷就很難有。

吳新文：美國跨國公司它研發(fā)新冠疫苗，讓它放棄專利都費了那么大的勁，它要把自己利益做大的這種思維已經成了一個思想鋼印了。

張維為：美國給拉美國家提供疫苗，是要他們提供抵押的，比如要求把這個礦抵押給自己。

主持人：所以我們說黨的二十大的報告當中說必須堅持胸懷天下，剛才這樣的一場中方學者跟“全球南方”學者的對話中，其實就可以看出來我們中國胸懷天下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