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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這個挑戰非常大，特別是非常地道的中國表述方法。我記得我講過這個例子，就是當時撒切爾夫人到中國訪問，我們一位領導人見她的時候說：中國人是一諾千金。然后，我們翻譯就翻成一千盎司的黃金。口譯這樣翻也算過得去，當時撒切爾夫人的反應就是，That’s a lot of gold（那真是好多黃金），顯然這不是我們想表達的準確意思。

比方說，總書記講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如果你當時也這樣翻譯，golden（金）這些詞用出去效果不會好的，因為它在英文里面physical，太具像了，另外就是顯得非常物質。實際上總書記提出的是一個哲學思想，是一個重要理念。這些東西口譯在當場處理的時候，有時候難度比較大，所以口譯被稱為Interpretation，它是一種解釋。但是如果你通過筆譯最后形成更好的翻譯表述之后，口譯也以翻得更加好一點。

還有我們的“一帶一路”倡議，我們當初提出來的時候，英文翻譯沒有統一，所以有幾十種不同的翻譯方法，當時查谷歌，你想查“一帶一路”查不到的，你查之后馬上出來的就是“New Silk Road”（新絲綢之路）之類，各種翻譯方法都有。后來我們隔了大概一年多的時間才把它統一翻譯成BRI，Belt and Road Initiative，這種重要概念的表述，如果我們在提出之前就有一個整體設計，有一個統一翻譯，就更加有利于國際傳播。

郭可：我覺得是這樣，我們上外從1983年就開始培養這樣的國際新聞傳播人才。實際上這當中一個基本功就是給你一篇中文稿子，你在一個小時以后要拿出一篇英文稿子，這是學院基本上所有本科學生都要達到的一個基本條件。有這種技能以后，能夠適合國際傳播當中的各種工作，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要做好確實是不容易，說一萬道一千就是一個建議，要不斷地練。

我記得我自己當學生的時候，我們也是這樣被練出來的，在上外紅樓里面，我們當年有四個外教，每個禮拜要遞交一篇大概五六千字的英文文章，一年練下來以后，再看你一年以前寫的英文，跟你一年以后的英文對比，完全是兩個人。

黃思誼：各位老師好，我叫黃思誼，是上外新聞學專業的大四學生。我在今年年初參加過前面我們郭院長提到的冬奧會多語種新聞報道活動，我覺得這個活動對我們學生來說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能夠去親身參與到國際傳播當中去。除了參加冬奧會的報道，我也進行過一些非遺文化的對外傳播實踐，我們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它們的傳播通常來說是比較厚重的、慢節奏的。那么我們如何能讓這類文化的對外傳播去適應當下這樣一種視頻化、碎片化的傳播趨勢，從而能夠去講一些國外受眾能聽得進去，并且喜歡聽的中國文化故事呢？這是我在實踐的時候一直思考的問題。

張維為：我有一次去河南跟他們做一個講座，他們宣傳部的一個同志跟我講，說我們對外傳播做不好。我說怎么可能呢？河南這么豐富的文化，中國文化、中原文化，一定可以做好的?，F在他們很自信，最近從《唐宮夜宴》開始，你發覺沒有，道理很簡單，首先就是發自內心的自信，我的文化就是世界一流的，你比不上的，這個自信太重要了。第二是要觸網，一定要把好的作品，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放到網上，使它受到歡迎。另外就是重視和發揮年輕人的作用，他們知道什么是好作品。幾年前一個叫《美麗的森林》動畫片，中央美院一個畫家臨摹了很多宋代的工筆畫，然后拍成了一個動畫片，看到古畫里面的一只小鳥突然飛出來了，這種神奇的感覺，馬上就會吸引很多人。諸如此類的都可以做，中國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足以震撼老外，真是這么回事。

唐宮夜宴

主持人：您剛剛舉了河南的《唐宮夜宴》。大家知道還有一個很有名的舞蹈節目叫《只此青綠》，上過央視春晚。它取材于我們的千古名畫《千里江山圖》，你去看那幅圖可能不是特別有這種藝術感覺，還不太懂它的神韻，當我們用舞蹈的方式，用色彩、用服裝把它可視化表達出來，一下就感覺到了。我想我們講文化故事就是這么講，我們能夠體會的，我們能夠喜歡的，別人也可以。

楊波：我還有一個小的想法，也是出自自己的切身體會，既然這樣一種藝術，它能傳承千年，那么它有一種內在的邏輯，你可以從它一千年的傳承中去挖掘一個你特別受觸動的一個故事。我至今都記得我在烏茲別克斯坦希瓦看到的一座宣禮塔，因為那個導游把那個故事講得太美了，說工人造到一半，他心愛的姑娘病重，他又不能回去，不得不從塔上面跳了下來，然后變成了一只鳳凰飛到了心愛的姑娘身邊。這個導游講這個故事其實是為了說為什么這個宣禮塔只造了一半就沒有一直造上去，但這個故事就很打動我，就是去挖掘一個最打動人的瞬間，因為人類的情感是可以溝通的，像這些感情它是共通的。

張利偉：三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叫張利偉，來自上外俄羅斯東歐中亞學院。我在閱讀國外文獻和國際媒體 報道的時候，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覺得在針對一些國際重大事件和一些議題的時候，中國學者的聲音比較微弱，我感覺跟我們中國的大國地位還不是特別相符。我想請教一下三位老師，中國學者在國際舞臺上如何才能夠更好地發出中國聲音呢？

張維為：實際上這個問題是相當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么多年來，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受西方話語影響太大了，導致我們很多學者不自信。我們上個月接待了幾位非洲的政黨領袖，他們問了一個很坦率的問題，跟你這個問題高度一致。他說我們這么多非洲學生到中國留學，你們教他各種各樣的專業知識，他們也學了很多，但就是沒有人跟他們把中國道路、中國社會主義講清楚，我們問了很多非洲學生，他們都不理解，你們為什么不教他們中國社會主義。

這也是我對我們外語專業的一個期待，你看我們解放后辦了這么多外語學院、外國語大學，培養這么多的優秀的畢業生，在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有那么一個小小的遺憾，就是我們到現在為止能夠用外語在主要國際舞臺上跟西方學者進行深度的對話、辯論、交鋒的學者，屈指可數，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所以應該有這么一天，我希望能從我們在座的觀眾中，從看我們節目的受眾中，能夠產生一些這樣的學者，我們太需要這樣的人才了。我們曾向有關部門提出過建議，就是應該像當年毛主席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那樣，超常規地培養國際傳播人才。中國模式研究、國際問題研究也一樣，現在有大量的緊迫的問題你要做出回答。    

楊波：我就補充特別簡短的，我覺得我們的中國范式或者中國的學術話語權是在一個建構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其實現在區域國別學在最新發布的國務院的學科列表里都已經上升到了一級學科，說明我們在做理論建構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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