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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西方推崇的“分而治之”模式在西方國家內部也造成身份政治、權利絕對化、社會分裂等深層危機，自由主義長期倡導的所謂“文化多元主義”已經破產：少數族裔和多數族裔之間，伊斯蘭教徒與基督教徒之間，美國特朗普支持者和拜登支持者之間，同性戀者與反同性戀者之間，支持墮胎者與反對墮胎者之間，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間，矛盾重重，互不退讓，激烈對抗。

歐洲資深學者布魯諾·馬塞斯（Bruno Macaes）認為，我們要坦率地承認，我們正在衰落，我們那些強大的對手們正是從我們曾經打造的自由主義普遍性神話中，追溯到了我們失敗的根源。

西方國家內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文化戰爭”從未停止過。西方自由派被不少中國人稱為“白左”（這個中國詞匯已經進入英文詞典），一般指那些高喊自由、人權、平等的口號，出于自己的道德優越感而顯示關心移民、少數族裔、性別少數群體和環保等議題的群體。然而，隨著西方內部的移民危機、難民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的加深，與“白左”對立的保守主義“白右”勢力也在上升，而“白右”的口號是“上帝、家庭、國家”等。

由于西方選舉政治的缺陷使然，“白左”與“白右”的矛盾日益惡化。這種局面導致不少西方人士呼吁重構西方社會的共同價值觀，建設文明共同體乃至文明型國家。從偏右翼的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到中間派的代表馬克龍，都直接或間接地支持這樣的思路。

當然，意識形態和文化偏見使然，西方許多人對于非西方世界興起的“文明型國家”話語一直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

《金融時報》資深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就認為“文明型國家”是文明例外論，抨擊它對西方普世價值的危害。2019年3月4日，他在《金融時報》以“中國、印度和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為題發文，認為文明型國家天然具有排他性，放棄“民族國家”而選擇“文明型國家”將會造成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以及文明內部的傾軋。

截圖來源：FT

然而，西方圍繞“文明型國家”爭辯的一個最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文明型國家”話語對西方普世價值的解構，引來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士對西方價值觀和制度困境的反思。

英國資深學者克里斯托佛?科克公開承認，“西方已經沒有資格為他國打造普世價值了，甚至可能連為自己打造都做不到了?！辈剪斨Z?馬塞斯更是明確指出，“西方所追求的世界文明或普遍文明業已崩潰……西方推行的普世價值觀以前很少受到挑戰，過去‘第三世界’幾乎完全認同它們，但現在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

這里又產生一個問題，如果西方今天放棄所謂的“普世價值”，轉而回到自己的“文明”，但究竟有沒有西方國家都能接受的西方文明呢？

有一點是肯定的，一般公認現在西方世界還沒有“文明型國家”，亨廷頓當年預測的是同一文明內的一批國家與另一文明內的一批國家發生沖突，而沒有預想到“一個現代國家等于一種文明”的“文明型國家”正在與西方世界發生沖突。

克里斯托弗·科克指出，“希臘人和十六世紀的歐洲人都不認為自己是‘西方人’”，“西方”這個概念首次出現于法國社會學家孔德1848年的著作《西方共和國》 。這和3000多年前就有“宅茲中國”銘文的中華文明怎么能比？

換言之，沒有這種悠久原生態文明淵源的西方，僅僅靠所謂共同價值觀聯系起來的西方“政治文明”，面對基于自己原生態文明衍生發展而形成的“文明型國家”，似乎顯得更為脆弱與渙散。這在俄烏沖突中得到體現，俄羅斯國家和民眾的凝聚力遠遠大于西方，這也在14億中國人追求國家統一的強大意志和凝聚力中得到體現。

也有西方學者指出“文明型國家”話語不同于過去流行過的粗糙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因此它“吸引了世界上的各種非自由主義者”，并對西方左右兩翼都產生影響：對于那些將自由資本主義等同于西方帝國主義的左翼，包括不少馬克思主義者，文明型國家看起來更像“一種立足于本土（文化）的自我主張”；而對于那些將自由主義與過度自我放縱和移民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右翼來說，文明型國家似乎是“對抗文化墮落、堅定捍衛傳統的守護者”。

2020年1月，《經濟學人》在歐洲專欄刊文稱20世紀是民族國家的時代，而21世紀將會成為“文明型國家”的世紀。文章指出歐洲已經“不得不放棄普世主義，放棄其向外輸出普世價值的布道者的角色”。

2021年，匈牙利學者埃蓋迪（Gergely Egedy）發表了一篇研究“文明型國家”研究論文，表示“我們需要認清現實，西方已別無選擇，現在是時候宣稱放棄普世價值、全力保護我們自己獨特文化傳承的時候了”。

看來“文明型國家”話語的崛起已經攪亂了西方自由主義話語，某種程度上顛覆了西方長期主張的所謂“普世價值”，使西方內部白左、白右之間的“文化戰爭”更加復雜化。

總之，我們今天完全可以比較超脫地俯視西方內部的種種紛爭，并從文明型國家的視角給他們點撥一二，這算不上干涉內政，只是與他們分享一些既古老又現代的文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