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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一年是驚濤駭浪的一年，我們因中國抗疫模式的成功，慶幸自己生活在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心勝。”

“我們在2020年的扶貧攻堅戰目標取得了全面的成功，堪比新時期的一個偉大的長征。”

“綠色和數字化是重啟歐洲經濟的核心，兩位老師如何看待中歐綠色經濟合作的發展前景？”

12月28日，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86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研究員李波博士一起回顧了2020年中國在應對困難時所取得的成就。以下為觀察者網根據節目內容整理的文字稿。

張維為：

我想，2020年對所有中國人來說都是驚濤駭浪的一年。首先，新冠疫情的爆發對所有國人應該都是一次驚心動魄的生命體驗。1月23日武漢“封城”那天，我在瑞士達沃斯開會，不少外國朋友向我了解情況。我說，細節我還不是很清楚，但我想一定是很嚴重的傳染病，否則不會采取這么嚴厲的措施。我還講了這么一個觀點：如果中國模式應付不了這個挑戰的話，其它模式更應對不了了。

當時也有朋友建議我在歐洲多待一段時間，避開國內的疫情。但我歸心似箭，覺得在國內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因為當時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妖魔化已經開始了，一波新的“中國崩潰論”正在形成，而中國國內“公知”們也開始里應外合。我直接想到的就是要盡快利用我們的平臺進行反擊。

今天回望中國疫情防控的日日夜夜，會發現這既是一場與新冠病毒的激烈斗爭，也是一場與政治病毒的激烈斗爭。疫情爆發后，西方反華勢力像打了雞血一樣，到處散布這場疫情將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而且說得有鼻子有眼：疫情在武漢爆發，當年中國的辛亥革命也在武漢爆發。他們指望中國政治制度走向崩潰。

我們抗擊疫情所采取的幾乎每一個措施，從武漢“封城”到建立方艙醫院，從“應測盡測、應檢盡檢、應治盡治”到廣泛使用健康碼等，都被西方媒體和國內親西方的勢力妖魔化：中國在侵犯人權，中國沒有人身自由，中國在搞集中營……回望那些日子，如果當時中國沒有自己的堅持的話，我們是無法取得這場戰“疫”的勝利的。

在這里，我向大家高興地匯報，在這次抗擊疫情過程中，我們通過各種渠道，特別是《這就是中國》這個節目，第一時間就中國戰“疫”的壯舉及其國際比較發出了中國的聲音。我們在第一時間，也就是許多國人也不那么自信的時候，作出了明確判斷：這個疫情不會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而更可能是西方的“切爾諾貝利”。

這場新冠疫情的“世界大戰”突然爆發，對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治理模式，可以說是一場同臺競爭的大考。中西方兩種政治制度、治理模式的比拼，在一般環境下不容易區分良莠。但一場抗疫大戰使大家一下子看出了孰優孰劣。我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幾乎在所有可比的領域內都勝出了。中國以較高的分數通過了這場全方位的壓力測試。

盡管西方一些政客和媒體還在繼續抹黑中國，但無濟于事，反而說明他們心慌了，心亂了。中國制度的成功是他們最害怕的事情。今年10月14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撰文承認了，“新冠病毒沒能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卻成為了西方的‘滑鐵盧’”， 這完全印證了我們疫情爆發后所作的判斷，只是我們的預測比他早了8個月。

順便說一句，弗里德曼的文章還寫道，如果中國領導人看到特朗普和拜登第一次大選辯論的實況轉播的話，對于這么低劣粗俗的辯論，能不幸災樂禍嗎？他們一定會干上一杯威士忌。我不知道我們中國領導人是否喝威士忌，更可能是清茶一杯。

美國今年爆發了席卷全國的抗議種族歧視的示威游行，以及其他相關活動。他們的口號是“黑人的命也是命”。我由此聯想到了今天新冠疫情給美國人民生命帶來的巨大災難，以及如此草菅人命的美國當局。我覺得美國人應該有勇氣喊出：美國人的命也是命！如果由于種種原因他們還不能喊出這樣的口號，我們可以為他們喊出來：美國人的命也是命！英文叫American lives matter！一個如此草菅人命的當局是人類的恥辱。

今年6月的時候，我參加了芒克辯論，和牛津大學蒂莫西·艾什教授辯論中國戰“疫”的成功是否說明中國模式優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我說當然，他說不。我認為，道理實際上很簡單：此時此刻，你如果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免于感染或死于新冠肺炎的安全感是美國、英國的100多倍。背后就是中國制度和中國治理模式的成功。

我查了一下，到12月12日，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絕對人數已經是中國的64倍，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2倍多，所以中國免于死于新冠肺炎的“人均安全感”，這個概念是我創造的，應該是美國200多倍，確切地說應該是269倍。如果用免于感染新冠肺炎來計算的話，那中國的“人均安全感”應該是美國的近721倍。什么叫制度自信？這就是制度自信。什么叫偉大的國家？這就是偉大的國家，這就是中國。

根據美國自己的專家估計，即使是樂觀的估計，到2021年4月1日，美國在有疫苗供應的情況下，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也可能接近54萬。如果在這期間美國各州的防控措施還像今天這樣漏洞百出、不到位的話，死亡人數可能將達到77萬。美國現在雖然也在說要接種疫苗，但我覺得它面臨的挑戰可能比戴口罩還要大。因為40%到50%的美國人從來就不相信疫苗，至今有人還時不時散布各種各樣荒謬的論點或者謠言，比如說新冠疫苗是中國和俄羅斯為了傳播共產主義而專門開發的、疫苗會重新編輯人的免疫系統等。

我覺得美國進入了所謂的“后真相時代”。老百姓心中已經沒有可以信賴、承認的一種權威，一切都在爭議之中，一切也都政治化了。相信和不相信的人是50對50，所以美國疫情真是陷入了我認為的“最黑暗的冬天”。

提到我們這個節目讓我又想起了我們對美國的另一個判斷，這要追溯到去年1月我們節目開播的第一期。它實際上是2018年12月錄制的，當時正好趕上華為公司的孟晚舟女士被加拿大非法拘留。在這一期節目中，我說了這么一句話，美國已經開始采取下三濫的手段，好在我們中國領導人經歷過“文革亂世”，知道怎么對付流氓。這番話播出以后效果非常之好，而這也是一種資政建言。就是說，我們作出了一個判斷：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蠻不講理的、毫無信譽可言的國家。我們與美國談判也好，對它進行反擊措施也好，一定要考慮這個變化，不能抱幻想。

后來到5月的時候，《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也公開撰文，說美國變成了一個“流氓超級大國”，與我們的判斷也高度吻合。他具體是這么寫的：中美貿易戰中，歐洲作為盟友，本來應該支持美國，但現在美國變成了不守規矩的流氓超級大國，我們不能支持它……更糟糕的是，很多美國人對中國的敵意，不是因為中國采取了什么具體的行動，而僅僅是因為它崛起了的這么一個事實。

馬丁·沃爾夫把美國稱為“流氓超級大國”的文章截圖

總之，過去這兩年中美關系的跌宕起伏，還有美國政府的一系列拙劣表現，證明了我們對美國當時的定性判斷是及時的、準確的、靠譜的。不久前，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送別榮耀時也說：“美國某些政客不是為了糾正我們，而是要打死我們。”

那拜登上臺后，美國是否會改變呢？上個月，芒克論壇的主持人采訪我時問了這個問題。我說，拜登曾經調侃特朗普道：Donald, please grow up（唐納德，你快長大呀）。我希望拜登和他的團隊是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政府，盡快使美國能夠擺脫這個“熊孩子”、“痞子流氓政府”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