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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6年的時候，我當時給《紐約時報》的國際版寫過一篇文章，談中國模式。我當時就批評了西方國家，大力地輸出西方那種民主模式，我說，甚至不惜發動戰爭來這樣做。當時我這樣寫的，西方強行輸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大量的問題。西方意識形態掛帥，推行大規模的激進的民主化，無視一個地方的具體情況，把非洲和許多不甚發達的地方，看成西方體制可以自然生長的成熟社會。在寬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社會形成之前，就推行所謂民主化，結果是令人沮喪的，甚至是災難性的。

我當時引用了兩位美國學者的研究，一個叫愛德華·曼斯菲爾，一個叫杰克·斯奈德，他們寫了一本專著，這書名就很有意思，叫做《從選舉到廝殺：為什么新興民主國家走向戰爭》。他們舉了大量的案例，整個90年代所謂搞了民主化自由選舉之后，這些國家立馬進入戰爭狀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開打，厄瓜多爾和秘魯開打，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開打，布隆迪和盧旺達內部開始大屠殺，一百多萬人喪生了。

后來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也是這樣的。2003年的時候，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當時他推出了一個叫做阿拉伯民主改造的計劃。他說恐怖主義的根源是因為阿拉伯國家沒有成為民主國家。但到了2006年，他把這個計劃暫時擱置了，為什么？因為那一年巴勒斯坦一人一票選出了哈馬斯政權，哈馬斯政權在美國人眼里是個恐怖主義組織。

阿拉伯之春 圖片來源：東方IC

但是到2011年前后，中東出現各種亂象的時候，美國又開始推動中東地區的所謂第二波民主化，也就是阿拉伯之春。當時西方世界一片歡呼聲，偉大的西方民主模式終于降臨到了阿拉伯世界。后來這個結局我們看到了，阿拉伯之春變成了阿拉伯之冬，上百萬甚至更多的難民，要么已經進入了歐洲，要么時刻準備著流向歐洲，這成了歐洲今天最頭疼的政治難題，把歐洲政壇搞得亂成一鍋粥。

其實西方強行在非西方世界推行西方這種民主模式，是一種我稱作“民主原教旨主義”，給這個世界帶來太多的問題，太多的災難。

我去年和德國智庫有一個交流，我專門花了一些時間了解中東難民的規模對歐洲、對德國會產生什么影響。他們說據他們估計，在現在的土耳其，至少有300萬來自中東地區的難民等著進入歐洲。難民問題，一些德國學者說是成了土耳其政府的人質，動不動就用難民問題向德國要錢，當然這是德國的一家之言。

此外，整個北非至少還有300萬難民等著，其中光是利比亞就不少于100萬，也是隨時準備涌向歐洲。坦率的說，德國總理默克爾最初的設想是，德國先帶頭接受難民，反正德國的經濟也需要一些便宜的勞動力，然后她就以人權、人道這個名義，歡迎來自中東的難民。她當時確實是可能有點天真了，她估計其他歐盟成員也會跟上向她學習，沒想到結果其他歐盟成員忘了普世價值，把難民送到德國大門口，最好你全部接收。最終弄得德國政治一下子陷入了窘境，弄得默克爾在德國的威望一路下滑，現在也準備退出政治舞臺了。其實是歐洲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初你們為什么要這么大力的支持阿拉伯之春呢？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實際上關于民主這個話題，西方很多有頭腦的思想家也做了很多思考，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這些思考我覺得對我們今天認識民主、建設民主，實際上都是有價值的。

大家知道我們談民主一般都要追溯到古希臘，因為那是公認的西方民主的發源地。古希臘有很多所謂的城邦，大大小小不少，規模大概等于中國今天的村和鎮。論人口，在那些所謂城邦里邊，男性的公民不包括婦女，不包括占人口多數的奴隸，可以通過一些公民會議來決定是否要對外宣戰，是不是要對外媾和，法庭對犯人判什么樣的刑。

大家可能知道雅典有一個大哲學家叫蘇格拉底，他當時有一個罪名叫做腐蝕青年的思想，結果被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判了死刑。所以他的學生，古希臘的另外一位大哲學家柏拉圖對此耿耿于懷、憤憤不平，他認為民主等于是暴民統治，英文叫做mob politics。柏拉圖覺得人的智力也好，品行也好，能力也好，是有差異的。但在雅典城邦這種民主條件下、民主制度下，否認這種差異，預設所有的男性公民都應該享有同樣的政治權利，那么結果必然導致暴民政治。

蘇格拉底之死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他當時還講了一個故事，他說如果你生病了，你是找一個經過良好訓練、有資質的、有大量實踐經驗的大夫呢？還是到廣場上讓毫無醫學知識的人隨便給你選一個人幫你治病呢？他說你當然要找專業大夫。而治理國家這樣的事情，他的責任、他的難度可能百倍于一個大夫，你該找誰呢？毫無疑問應該找有經驗，有資質的治國人才。我想柏拉圖實際上他的觀念和我們中國人講的比較一致，就是治國要靠人才，人才要有歷練，要有資質。

西方把本來應該操作很精致的、要有豐富文化積淀的、內容也更加豐富的一種比較理想的民主，大大地簡化了。國情、文化、傳統、教育水平、法治水平，統統不重要，只要有多黨制加一人一票就是民主，結果導致了世界上一大批的各種各樣的劣質民主、爛民主。多少國家一失足成千古恨，陷于長期的動亂乃至戰亂，經濟凋敝，民不聊生。今天西方國家自己實際上也感受到了民主原教旨主義帶來的危機。

所以我說歷史經驗一再證明，好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好民主才是好東西。爛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災。大家可能知道一個經典的爛民主的案例，就是多黨制加一人一票，選出了德國的希特勒。那是1933年，希特勒的納粹黨，利用德國百姓對經濟社會，特別是年輕人失業問題的不滿，采用民粹主義手段，輕而易舉地在1933年獲得了37.4%的選票，成為德國議會的第一大黨。我們知道德國是以產生富于理性思考的哲學家為名的，但德國人通過多黨制加一人一票選出仇視人類的希特勒，不僅給德國帶來滅頂之災，甚至幾乎毀掉了整個西方文明。我自己也在想，如果柏拉圖能夠活到1933年的話，他可能會說，我早就預料到這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