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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庭消費支出太低？克魯格曼其實是不了解中國

再回到克魯克曼對中國經濟的批評和藥方。

如果說1990年代，克魯格曼所謂“高投資高積累不可持續”的觀點，對中國而言，是在錯誤的時間提出不合適的判斷，那么此時，當中國經濟總量已經位居全球第二，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新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國內學者包括官方文件也在強調改革如何讓百姓有更多獲得感、促銷費推動經濟增長的時候，如何再去審視克魯格曼的藥方？

張軍認為，東亞模式投資占GDP比例高、消費相對發達國家占比低，的確比較突出，這是事實。但也不能把它看得過于糟糕。

很多年前，張軍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朱天教授就開始關注中國消費率低的問題。張軍認為，國際上來看，東亞的家庭消費占比普遍較低的問題，這背后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與東亞的人口結構變化有關。東亞經濟快速崛起的時候，追趕發達國家的速度特別快，東亞的人口結構轉變也是一樣，那就是生育率出現斷崖式下降。

“為什么東亞人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區下降的都要劇烈，這與教育有關。過于注重教育，這是東亞國家的傳統；而女性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低。”

在共和國第二次嬰兒潮時期（指1962-1973），每個父母都會生四五個孩子。在經濟條件不寬裕的情況下，有限的資源一定會給男孩，供他們讀書。那時候70%左右的人在農村，更加會如此。由于女孩缺少教育機會，她就無法進入職場，就只能進入婚姻市場。

而到了計劃生育時期，一個家庭只能生一個孩子，因而女孩得到的教育機會迅速增加了。因而家長會把所有的資源都投到小孩身上，擇校、補課、學技能，無所不用其極。

中國的家庭消費占比較低背后有統計低估的原因。圖為張軍和諾貝爾經濟學家保羅·羅默作者提供

特別是女孩，一旦有了教育機會，在中國應試教育體系中，勤奮起來比男孩表現更優秀。所以她們在職場上的準入機會、工作表現，也往往比男生更好。越是這樣，她們越是不愿意進入婚姻市場，因為結婚生子會讓她們在就業市場蒙受損失。

韓國也是如此，教育內卷大幅度地提升了家長對小孩教育的投入。教育投入越多，女孩越不愿意進入婚姻市場，因為她們要在勞動力市場獲得與前期投入相當的回報。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生育率這么低的原因。低生育率和少子化，促使低的消費支出，這成為影響整個東亞家庭消費占比偏低的因素。

另外，根據張軍和朱天的2015年的一項研究，中國的家庭消費支出占GDP比例當中，僅僅住房消費一項，至少被低估了6個百分點。他們的研究發現，統計局對中國居民居住消費支出的估計方法和數據存在問題，造成住房服務的消費支出被明顯低估。

另一個導致居民服務消費支出偏低的原因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相對發達。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治理污染、城市治理方面的投資，為老百姓提供了廉價的公共品，這自然會減少家庭在公共消費上的支出。比如說，上海的公共交通很發達，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汽車的購買量。

所以，張軍認為，在做家庭消費占比的跨國比較時，除了要考慮匯率扭曲的因素之外，最簡單直觀的辦法是把政府的公共消費開支（約占GDP比重約16%）也考慮進去，這樣才能更真實的反映中國家庭的消費規模。

因而，在張軍看來，克魯格曼所說的中國家庭消費支出過低的現象，雖然確實反映了中國高投資高增長的特征，但也需要謹慎對待。

7.平衡術：擴大投資促增長還是擴大福利保民生?

不過，又如何看待中國國民收入分配第一次分配中，家庭部門比例相對較低的事實？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很多經濟學家都關注到了，我國的國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家庭部門比例相對發達國家較低的狀況。

張軍說，收入端的家庭占國民收入一次分配的比例，與支出端的消費支出占GDP比例，其實是一體兩面的關系，都是衡量一國經濟惠及百姓的重要指標。

“我們要看到這些年的變化趨勢，居民部門的分配比例是在不斷提升的，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份額也是在上升的。”

根據羅志恒的研究，以2008年為分水嶺，從1992年到2008年，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企業和政府三大分配主體中，居民部門的比例是處于下降趨勢的，占比從65.47%下降至歷史低點56.99%。但是自2008年開始，這一比例逐步上升。截止到2018年，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回升至61.19%，企業收入占比則下行2.89個百分點至26.03%。

張軍和學生的研究也發現，構成家庭可支配收入主要部分的勞動收入占比從2007年的48%，上升到了現在的約56%。勞動收入占比（Labor share)是指一定時期全部勞動者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它體現了社會最終產出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分配比例。

作者論文截圖

勞動收入占比的上升背后的原因主要就是工資的上升。工資為什么上升？一方面是市場力量推動的，比如某些行業的勞動力短缺帶來工資的上漲；另一方面，我們看到這些年國家層面，對涉及到家庭收入補貼方面的公共政策多了一些，尤其是對中低收入家庭和農村地區的家庭收入支持的政策開始多了。

張軍甚感欣慰，他說，過去幾十年來，中國政府經濟工作的重心就是基本建設，就是投資-生產-再投資，現在家庭相關的公共政策日漸進入政府視野，這也是他這幾年里一直在呼吁的。

這些年如扶貧、加大社保投入、基礎教育向公立學校傾斜、污染防控、生態保護等等相關領域政策的出臺，都在表明中國政府的發展政策在逐步向以家庭為中心的公共政策轉變。

以教育為例，如果能夠通過政府的補貼，解決教育的內卷問題，實際上就相當于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再比如養老問題，很多人愿意居家養老，如果政府能夠出臺系統性的公共政策來解決養老服務的供給問題，這些都是未來家庭為中心的財政繼續解決的問題。

張軍認為，中國經濟的基本盤已經非常大了，在當前全球經濟的低迷期，公共政策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了：既然大規模投資推動增長的效益在下降，與其將投資變成債務或者爛尾樓浪費掉，不如及時調整財政支出的結構和模式，將更多的公共支出直接運用到家庭上，在住房、醫療、育兒和養老方面給予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更多支持。

8.尋找黃金法則：中國經濟的治理之策

多年前，乃至今日，很多學者比如朱天、余永定和林毅夫等人，仍然堅持通過擴大投資促經濟，保持合理的增長。那么在地方債務壓力較大的當下，如何既保證增長，又提高家庭福利上面的財政支出？

“東亞經濟體在經歷了高增長階段之后，都曾經出現了補舊賬的過程——即財政支出從以基本建設為中心轉向以民生為中心。在早期階段兩者并不矛盾，但發展到一定階段，兩者的矛盾就會慢慢出現。如果不合理應對和轉型，可能會引發社會問題激化社會矛盾。”張軍說。

從理論上講，朱天教授一直強調“新三駕馬車”，即索洛模型中推動經濟中長期增長的三要素——投資、教育和技術進步，投資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引擎，而不是消費，“但如果經濟確實面臨需求端的短期問題，我們就不能用長期方法去解決短期問題了。”

索洛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是1950年代提出來的。1961年的時候，經濟學家埃德蒙德·菲爾普斯把人均消費作為一個社會福利目標，納入索羅模型，推導出了“經濟增長的黃金法則”。即，在滿足某些條件下，經濟增長存在一個動態最優化路徑，既實現了勞動和資本的最優化配置，也實現人均消費的最大化。菲爾普斯后來因此而獲得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學獎。

不過有意思的是，當前中國經濟盡管面臨需求恢復乏力的局面，中央一直沒有出臺大家期望的重磅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令各方十分不解。

張軍說，“這就是中國經濟與日本經濟的不同”。

張軍認為，辜朝明的藥方不適合中國。圖為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上張軍對話辜朝明。網易

前不久張軍和經濟學家辜朝明討論了辜氏開出的“中國藥方”。辜朝明認為中國當下要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加大國家和公共部門的支出以避免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出現；而張軍認為，這是火上澆油。

“中國經濟跟當年的日本經濟很不一樣，中國的問題恰好是公共部門和政府公共資本支出太大了，民間投資動力不足，這是造成經濟放緩的原因。這時候再要政府去擴大公共資本支出來阻止放緩，是不可能見效的”。

在張軍看來，這大概解釋了當前中國政府為什么非常小心謹慎，不想在短期與長期之間做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選擇。不想為長期目標而忽視短期問題，更不想為短期問題而犧牲長期目標。這也給外界留下了宏觀調控政策相當克制的印象。比如，目前的利率太高不利于擴大投資，但利率也不能太低，太低了會刺激很多無效的投資和壞賬的積累，造成巨大風險。“這確實很像在追求一種菲爾普斯的‘黃金法則’”，張軍說。

從當前央行負責人的發言即能夠看出端倪，央行行長潘功勝在6月份的一次發言中說：

在調控中我們將注重把握和處理好三方面關系：一是短期與長期的關系。把維護價格穩定、推動價格溫和回升作為重要考量，靈活運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等政策工具，同時保持政策定力，不大放大收。二是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關系。統籌兼顧支持實體經濟增長與保持金融機構自身健康性的關系，堅持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三是內部與外部的關系。主要考慮國內經濟金融形勢需要進行調控，兼顧其他經濟體經濟和貨幣政策周期的外溢影響。

盡管多方呼吁中央政府采取更進取的宏觀調控政策去刺激經濟，但中央一直保持克制，沒有采取美國式的激進政策：要么暴利加息，要么零利率搞天量寬松等等。

“我覺得中國宏觀管理當局這么做也是煞費苦心，主要是因為面臨的約束條件太多了，冒進突破意味著風險”，張軍說。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宏觀政策不得不變得很具體細碎，需要根據情況不斷調整。面對房地產行業的大重整，中央政府出手介入房產存量的消化，用于住房保障；對于地方債務化解難題，則又采取“白名單制”，對12省份債務負擔重的省份提供帶條件的資金支持，而且這個“白名單制”化債方案，正在向其他19個省份推廣。

古語有“治大國如烹小鮮”，進入新質量發展階段的中國經濟，面臨國際國內復雜的環境，眼前的挑戰很多：經濟恢復力道不足，房地產以及地方債務問題待解，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老齡化日益嚴峻，等等。在張軍看來，高層不得不采取“soft push”，以柔克剛，即用柔和的辦法，去緩解種種眼下的難題。

“既然要實現經濟穩中求進的目標，這或許是當前治理經濟的最好辦法”，張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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