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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根據我的記憶，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不僅僅是陳文鴻，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對深圳特區有相似邏輯的批評。這里讓我想起1992年9月我初到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時與華大偉教授的一場對話。華大偉教授不幸在2007年8月病逝于英國。我前面曾經提到，華大偉先生在那個時候正在從事關于中國特區和沿海發展戰略的研究。我到了薩塞克斯大學之后就去辦公室找他。他對我說，那個時候正在為世界銀行準備一個評估深圳特區的背景報告。他拿出了一些他寫就的有關的文章。他對我說，希望我能幫助他收集一些資料和數據，同時也能參與他的這個項目。我問他對特區的基本評價是怎樣的。他直截了當地說，經濟特區是一個扭曲的環境。它像磁石一樣把內地的資源吸引過去，在短時間里產生耀眼的光芒。

正在這個時候，在成都的《經濟學消息報》的主編高小勇先生與我聯系，希望我在英國期間能為《經濟學消息報》寫點評論文章或者開一個專欄。我答應了并開始動手寫一些評論。有一次我對華大偉建議，也許我可以把他關于深圳特區的文章編譯出來，在報紙上發表。于是《經濟學消息報》不久在第一版就發表了華大偉的文章。題目是《發光的并不都是金子》（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他說這是他在中國的報紙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那是1993年。

他的這個觀點，我當時并不十分同意。我認為他總是無法擺脫西方主流的概念和框架來審視中國，因而在研究中國問題上總是持批評態度的。不過，他對中國非常友好，這些批評也顯然是善意的。我們從那時候起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每年在中國和英國多次見面。我還策劃并編輯出版過一本他的研究文集。只是我們之間并沒有任何研究上的合作。

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再次來到深圳。

總之，在深圳特區建設的最初階段，尤其是特區的試驗在黨內和政治上還有不同意見的時候，深圳遭遇到這些來自學術界的批評自然就備受關注了。在這種背景下，鄧小平1992年1月的“南行”中才再一次來到深圳，發表一系列針對深圳特區試驗的講話，而且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這之前的那場爭論的火藥味。

鄧小平1992年1月19日再次來到深圳。他在深圳參觀過程中說：“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1月23日鄧小平在深圳開往珠海的快艇上還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變。”

他最后說：“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³

不搞爭論，那是政治上的務實和策略。但爭論的過程確實讓更多的人去思考了這樣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局部性的改革和試驗改革，盡管有其策略性的意義和價值，的確會產生局部與整體經濟體制的落差，如果處理不當，將引發普遍的“尋租”現象。事實上，在一些經濟學家批評深圳特區的管理體制時常常會用發達國家的“企業園區”（enterprise zones）或者國際上流行的“出口加工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s）作為參照組。深圳特區在當時顯然已經超出了“出口加工區”的概念，也不再是完全封閉的管理體制。不僅如此，深圳特區還在鼓勵和促進與內地省份和內地企業的經濟聯系（所謂“內聯”）上大做文章。這本來是一個推動深圳特區的善意想法，但在實際上誘導出了越來越嚴重的內地企業利用深圳這個特區而尋求“直接非生產性尋利”（UDP）現象。這算是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

我清楚地記得，1993年我還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時，我的同事陳志龍教授也參與到華大偉教授的研究項目中，并受邀專程來英國考察“企業區”，了解英國一些老工業地區實施特殊政策待遇的“企業區”（類似于我們的“開發區”）的體制和管理模式。后來他回到上海寫了不少內部研究報告遞送政府部門。也就在這個時候，中央政府醞釀多時的關于擴大開放地區的政策也出臺了。在我的印象中，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早期那種備受關注的尋租現象逐漸消退了，說明在深圳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特區試驗所產生的局部扭曲效應基本消失，更大范圍和地區的體制趨同在加速發生著。這就是特區試驗的目的。

注釋

1.歐陽薇蓀，《于光遠談鄧小平與深圳特區》，http：//www.hznet.com.cn/kjdt/hzkj/2004/0004/hk2404t02.htm。

2.轉引自［韓］樸貞東著，《中韓經濟特區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頁。該書在1997年還出版了英文版：Jung-Dong，Park，1997，The Speical Economic Zones and Their Impact o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Praeger Publisher。

3.轉引自蘇東斌主編，《中國經濟特區史略》，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頁。

《深圳奇跡》，張軍主編，東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