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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軍】

在深圳特區成立以來，人們對它的批評就不絕于耳。這當然并不難想明白，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左”的思潮依然流行，因此在深圳實行特殊的制度試驗和開放，引入“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和生產方式，在政治上是有一定風險的。在姓“資”姓“社”的問題仍然是一個核心理論問題的時候，爭論的焦點自然首先在特區的制度是否符合社會主義的性質上。于光遠先生的回憶提供了一個小小的片段：

“當然事情并沒有完。1982年的1月，冷空氣大量南下了，北京有一個單位制定了白頭文件，題目是‘上海租界的由來’，說的是清朝末年由于上海道臺的腐敗，帝國主義在上海設立了租界，我們因此喪失了主權。這是攻擊搞深圳特區的人的語言，意思是說搞特區不是搞社會主義，有一段時間這樣的輿論鋪天蓋地而來。另外，又發生了一個以計劃經濟為主的問題。1982年4月22日到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專門為廣東深圳而召開的會議，主持人最后講話說，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方針必須進一步統一認識，我認為深圳搞那么大的規劃是不現實性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無邊，深圳特區面積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特區的總面積還要大，這么大的一塊特區面積，全都搞起來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吳南生說他手邊有這個人講話的原件，他是按照這位同志的原件念的，原件中還說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人想和計劃經濟脫鉤，想割一塊出去自己搞，我認為搞計劃經濟是客觀需要，不是哪一個領導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你想的是不可能的。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日本、美國、法國認為要搞計劃經濟，南斯拉夫搞得太自由化了。事實說明不搞計劃經濟是不行的。計委的主要任務是搞好綜合平衡，按客觀規律辦事，計委工作要有全面的觀點，不要怕困難，不要怕得罪人。”¹

經濟學家于光遠

于老自己認為深圳特區的制度是符合社會主義性質的。1983年第2期的《經濟研究》發表了于老的文章《談談對深圳經濟特區的幾個問題的認識》。他的主要理由是，深圳特區不是政治社會制度的特區而是經濟政策和管理的特區，而且特區里仍然有公有制企業的主導地位。可以想象，他的這個看法并不會得到多數人的認同。有的學者認為深圳特區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資本主義，受到社會主義國家和政府的控制。大多數老一代經濟學家比較傾向于認為深圳特區的性質就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個論斷。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先生在《北京周報》1984年1月21日發表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他認為，設立深圳特區的目的是通過收買政策實施同國外資本和華僑資本的合作，引進他們的技術和管理，最終是發展社會主義。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政府靠收買政策發展與民族資本主義的合作在性質上是一樣的。²

當中國內地的老一代經濟學家正在為深圳特區紛紛定性的時候，1985年5月出版的香港《廣角鏡》第152期發表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陳文鴻的文章《深圳的問題在哪里？》，也開始對深圳特區5年來的試驗結果進行評估和質疑。有人稱這是打響“特區失敗論”的第一槍，而且揭開了深圳“第一次大圍剿”的帷幕。

陳文鴻的文章得出的結論是：中央和深圳政府對深圳經濟特區的期望，是建成能發展成為以工業為主體的綜合體經濟，可是，深圳事實上直至目前而言，工業仍從屬于貿易，經濟是以貿易為主。就這方面而言，深圳這方面的成績還未如理想。這個結論來自他的簡單而“定量”的分析。

根據他的分析，第一，資金以外資為主、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是中央給深圳定下的發展目標，深圳特區尚沒有做到所說的三個“為主”。1983年進口大于出口，引進的主要是被中國香港、日本淘汰不用的設備；引進的外資只占30%，這30%中又主要是港資；1983年深圳工業總產值7.2億元，而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為12.5億元，做生意賺的錢比工業掙的錢多得多。

第二，陳文鴻指出，特區其實賺了內地的錢。他在文章里詼諧地說：“更妙的是，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買了一把折骨傘，發現竟是從上海送去香港，又轉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興，說是比在上海買少花了幾塊錢；深圳人也高興，說賺了幾塊錢。香港百貨公司也高興，同樣說賺了幾塊錢，真不知誰見鬼了！阿凡提到井里撈月亮。”

第三，陳文鴻又對深圳的貿易模式提出了批評。他認為深圳的經濟是依賴貿易的，而在貿易中又主要是對國內其他地方的轉口貿易，無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轉口商品主要是進口商品或包含相當比例的進口商品。外引內聯的資金之所以投資深圳，主要是因為這個龐大的貿易和由此而來的高利潤。深圳5年多發展以來的表面繁榮，也主要根植在此。

有意思的是，陳文鴻文章所引用的數字，幾乎全是摘自內地或者特區報刊公布過的。陳文鴻通過對這些數字的邏輯推理和估算來得出結論。例如，陳文鴻實際上是根據深圳公布的1983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和人口總數來推算出深圳市的人均社會購買力高達4170元人民幣的結論的。而在同一時期，上海的人均社會購買力為912元，北京為896元，廣州為504元。深圳比上海、北京高出三四倍，比廣州高出七倍多。這顯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文章得出結論認為，深圳的市場繁榮，主要是靠內地顧客來維持的。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內的經濟學家還多以概念和定性分析見長，而陳文鴻的文章雖然簡單，但卻是“讓數據說的話”。所以，文章雖然沒有涉及深圳特區的性質，但卻提出了讓那些關注深圳特區性質的人感到鼓舞的問題與結論。而且，顯然讓人耳目一新的文章風格在那個時候肯定最具殺傷力、影響力和傳播價值。于是，文章一發表，引起嘩然。而如果是在互聯網的今天，陳文鴻的名字定會紅遍中國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