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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意外，媒體和小清新泛濫的愛心又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逼到了死角，日子過不下去了。

前天，觀察者網的文章《如何解決拐賣婦女問題？我還是先說點鄉村工作親歷吧》在提醒大家警惕網絡小資道德暴力的時候，還擔心郜老師今后的日子怎么過。到昨天，已經完全應驗了。

據新京報的報道，當地村民紛紛指責郜老師，說是她破壞了村子的形象。她自己也感到心力交瘁，在村里的處境更加艱難了。網民可能會因此加倍憤怒于當地村民的“愚昧”，但事實就是這么個事實，做事情要考慮對當事人本人的影響。好心辦壞事的情況是常常會發生的，要謹慎。

關于社交媒體上公知化道德的虛偽，之前觀察者網有兩篇文章都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這里不啰嗦，咱們來談談法律。

各路小清新和公知、法律黨在感嘆郜老師沒有按他們的道德觀寧死不從做烈女的同時，再一次發揮正常，完全沒有顧及郜老師本人及她所在的村子的村民的法律權利。

人販子把郜老師販賣過去的時候，是不是違法犯罪？當然是，但這事兒已經過去二十年了，過去對郜老師本人造成的傷害是非常大的，而各方面包括警方和網民都沒有給她即時的幫助。但現在傷害已經沒那么大了。至少對今天的郜老師而言，她更希望的是平靜地過日子，照顧好家里人，教好學生，而不是去追究人販子的法律責任。況且村里人并非家家都曾買過被拐婦女，只是常常和城里人一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過下去。

但各路小清新和媒體、記者都認為，郜老師，你不能這樣生活，你這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你就應該堅決反抗，堅決斗爭，寧死不從，這才是正義。網上甚至有篇文章說，法律的冰冷就是法律的溫度，為了獲得正義，哪怕現在傷害到郜老師也是應該的。

但是對不起，這是你們的正義，不是郜老師想要的。

人活著，有很多有意義的事，不光是實現正義。不管天塌地陷，都要實現正義，那是某些死磕律師騙你的時候用的臺詞，他們其實想的是通過幫你實現正義來賺錢。對他們來說，正義就是個生意。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更多的時候就是像電影《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那樣，只是要個說法并繼續生活下去而已。而這個說法也不是為了實現什么正義，只是為了爭回面子。面子這東西，大家都知道，是為了在一個固定的生活圈子里繼續生活下去才需要的東西。比如秋菊想要的，并不是把踢她老公下身的人抓走法辦，只要他道歉就行了，目的還是為了讓她和她老公在村里揚眉吐氣地過日子——畢竟被人家踢了下身要命的地方，在村里人眼里是很丟人的事兒，秋菊就是要把這個面子找補回來。

《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只是要個說法而已，與“正義”無關，而郜老師現在只想要平靜的生活

所以不同的人對正義的理解是不同的，就算是訴諸法律，想要的結果也不同。對今天的郜老師來說，被拐賣肯定是一個重要的人生轉折點，但更重要的是這之后的生活怎么繼續下去。20多年來，她已經用自己的行動努力走出了被拐賣的陰影，在村里像正常人一樣生活。成為地方宣傳部門眼里的“最美鄉村女教師”，對廣大剛剛知道這個事情的網友可能是個羞辱，但對郜老師來說，依然是個對生活的支持。

法律需要實現正義，但也需要人性和仁慈。在郜老師被拐賣這個問題上，其實就是把主動權交給郜老師自己，讓她自己決定是不是要追究法律責任。畢竟，如果真動用法律程序，她患病在床的丈夫也在所難免，這無疑會打破她現在生活的平衡。——這和小清新們想要的人性和仁慈肯定不一樣，因為無論如何，實現正義的結果都不會是他們來承擔。

我們可以假設，如果按照小清新們的道德觀來處理，馬上把買賣雙方都繩之以法，讓郜老師回到自己原來的家鄉，一個年過四十的農村婦女，還有孩子，還有被拐賣的經歷，她接下來的日子怎么過？這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

而且，從法律角度說，這里還必須考慮到幾個問題。

首先是追訴時效問題。目前，我國法律規定是，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如果不限制其人身自由，不阻礙其返回原住地，可以不予追究法律責任。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追訴時效是五年（因其最高法定刑為三年有期徒刑），也就是說如果從收買之日起五年后就超過追訴時效的話，就屬于法定不追究，是應當不予追究。而本案中，郜老師被拐賣已經二十多年，顯然超過了追訴時效。

其次，從法律上說，拐賣和強奸一樣，屬于公訴案件，理論上是不需要考慮受害人的意愿的。但在法律實踐上，即使警方立案調查，如果受害人拒絕配合，法律無法強制。而受害人如果拒絕配合，警方就無法進行調查。所以，在實踐上，警方往往只能根據受害人意愿決定是否立案調查。

再次，對于與被拐賣婦女的婚姻，目前我國法律規定是，與被收買的婦女結婚的，如果有強行、脅迫結婚的情節，屬于可撤銷婚姻。被收買的婦女可以在結婚登記一年內或者恢復人身自由一年內提出撤銷婚姻。婚姻被撤銷后，自始無效。也就是說，這是可以撤銷的婚姻，但并不是必須撤銷的，主動權仍然在受害人。

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這個事情目前最好的辦法是充分尊重郜老師自己的意愿，以保護她的權利為前提來處理。我們可以認為，被拐賣已經是郜老師的個人隱私，而且是負面的，是否愿意提起，應該充分尊重她的個人意愿。

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來看看事情為什么鬧到現在這個地步。

再重申一遍，郜老師目前最大的心愿是平靜地生活，好好教書。那么打破這個平靜的是什么呢？首先當然是當地宣傳部門畫蛇添足的宣傳。但從主觀意愿上來說，當地宣傳部門之所以提到郜老師是被販賣到當地的，目的是為了制造沖突，更加反襯出郜老師人格的崇高，并不構成對她個人的傷害。后來有人據此拍電影之類，雖然也涉及當地的具體情況和郜老師本人，但同樣因為沒有完全真名實姓，沒有侵犯她的隱私，也沒有過多地影響到她的現實生活。

那么她的現實生活是什么時候受到影響的呢？就是這一輪炒作。因為這一次的媒體報道和網絡批判中，她個人和整個村子，都是以負面形象出現的。村子愚昧落后，郜老師本人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癥，被賣了還不抗爭，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負面新聞報道中，如果針對的是公司、政府機關等具有公共性的機構，媒體是可以公開報道的，但在針對個人時，則應充分尊重其個人權利，保護個人隱私，即使個人確實有違法犯罪事實，在警方確認之前，媒體也不應公之于眾，而應該將掌握的線索和材料交給警方調查。這也是在前幾次明星吸毒等報道中，已經有法律人士指出過的。

無論怎么說，郜老師本人都是受害人，那么她就應該得到更高程度的保護。在涉及她個人經歷的時候，媒體理所應當尊重她的個人意愿，隱去真實姓名，圖片盡可能打碼處理。

但我們在這一輪媒體報道中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所有的媒體在真名實姓地報道她的經歷的時候，沒有人征求過她的意見，沒有人尊重過她的主觀意愿，也沒有人想過要保護她的個人隱私。

也許有人會說，不是當地都已經當作最美鄉村女教師宣傳過了嗎？那就是公眾人物了，公眾人物的隱私是受限制的，媒體當然可以這么報道。其實，我國法律目前為止并沒有區分公眾人物的隱私權與普通人的隱私權，倒是美國法律做了區分。但即使按照美國法律的規定，這里的界限也在于，如果被報道的事情里，她是受害人，她的隱私就應該得到保護；如果她是有違法犯罪嫌疑的，才可以公開報道。——這里需要像小清新或者女權主義者們一樣重復一句，郜老師是女性，在農村屬于弱勢群體，更應該多一點保護。

還可能有人會說，這個事情是在網上先炒作起來的，比如豆瓣、微博之類的地方，媒體只不過是去實地采訪證實一下而已。這個差別其實挺大，因為對當地村民來說，真實感受到自己村里出了丟人的事情，是通過記者大規模到村里采訪郜老師感受到的，而不是在豆瓣、微博上。豆瓣、微博這種東西，對他們來說太過遙遠，也傷害不到他們。

所以，真正對郜老師今天生活造成困擾的，其實就是去采訪的媒體。雖然她對所有媒體都表達了她的主觀愿望，就是平靜地生活下去。但沒有哪家媒體尊重這一點，所有的媒體都真名實姓地報道了，而且都配用了她的照片，也沒有打碼處理。甚至引起一些媒體和網民變本加厲地質問，這是不是郜老師本人的想法，是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無可救藥。

從這個意義上說，媒體的采訪和報道已經影響到了她的日常生活，郜老師甚至有理由也有權利起訴這些媒體，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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