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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被河北“最美鄉村教師”刷屏了。粗略統計，朋友圈里的文章十有八九在指責：居然把無可辯駁的違法案例包裝成正能量樣板。以此為原型的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在網絡輿論中成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典型，類似題材的影視作品，如電視劇《阿霞》也被拉出來陪綁。甚至可以看到許多喊打喊殺，要“屠掉這個村”的網民評論。想了又想，我還是先不站隊，回顧一下這些年的農村婚姻故事。

賣方市場是怎么來的

我的故鄉在一個靠近縣城的小村，相對中國平均的發展水平應該是中等偏下，從80年代我記事起，我就不斷地聽說農村男青年找媳婦難的問題，表現形式則多種多樣，有拿不出彩禮和父母打架的；有給哥哥娶了媳婦，無力給弟弟娶媳婦，兄弟絕交的；有相親的時候借親友家具充門面被戳穿的；有借錢娶了媳婦，婚后女方不愿還賬跑掉的。總之，在農村的婚嫁市場上，女方是絕對的緊缺資源。隨便翻翻那時的報刊，看看那時候的小品和電視劇，以類似情節為基礎創作的各種文藝作品層出不窮。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此非常不解——明明男女比例并不懸殊，農村也沒有很多守單身的老姑娘，為啥都是男方發愁娶媳婦，女方不愁嫁呢？誰憑空在供求比1:1的市場上制造了單方面的傾斜？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這是男權社會、階級社會和特殊的歷史階段共同作用的結果。

男權社會的財產、社會地位、家庭關系主要在男性家族的男性繼承人之間傳承。女性的第一身份是丈夫的“家屬”，第二身份才是自己的職務或聲望。在這個規則下，男性結婚是“娶入”配偶，而女性結婚是“嫁到”男性家庭，融入男方家庭所屬的家族，同時也獲得男方家族所對應的社會地位，比如說干部家屬、工人家屬、農民妻子等等。無論此前女性是什么階層，從此都要按照男方的身份來獲得社會評價了。

但這個邏輯幾乎不會反過來——女性職務、財產和聲望的提升一般不會投射到丈夫身上。比如說男縣長的妻子幾乎可以肯定會被介紹為“縣長的愛人”，但女縣長的丈夫即便只是個副局長，第三方介紹其身份的時候，也不會說這是縣長的對象，而會說這是X局長。簡而言之，女性可以通過婚姻改變自己的身份，男性則很難。就算男方通過入贅方式獲得一部分財產支配權，也必須付出“倒插門”被人看不起的代價。在今年春節期間，靠近我家鄉幾十里外的三溝鎮就有一起慘痛的滅門案，上門女婿因為多年受歧視，殺掉了岳父家滿門7口，連自己的子女都未放過。可見靠入贅來提升階層是必須三思而后行的選擇。

（承德1家8口被入贅女婿滅門案）

對于底層青年男女來說，尤其是對受過教育、對社會中上層略有所知的農村青年來說，這意味著女性比男性多了一種選擇——靠婚姻來改變未來。漂亮聰慧的女性因此出現了向上流動的趨勢，導致底層婚齡青年男多女少，男性必須付出高昂的聘禮才能換取女方家長的同意。而且最終也必然會出現部分底層男青年找不到配偶的情況。

此外，婚姻雙方都知道，普遍貧困的底層家庭不可能憑空湊出聘禮。為了支付婚姻費用，男方家庭要么需要借債，要么推遲家庭大宗消費，比如說放棄翻蓋房子的計劃。女性婚后會隨男方家庭生活，將來也會一起承擔經濟壓力，比如節衣縮食還債。在一個女性個人意見也很重要的時代，即便貧窮家庭努力湊出了聘禮，也往往沒有女性愿嫁。到最后，他們只能把準備好的聘禮交給人販子，直接買一個妻子回家。

縣域的工業化在一定程度上還加劇了這個問題。60年代之前的中國，無論是新中國還是舊社會，無論貧富差距是大是小，真正的富裕階層都很少，而且也缺乏工業化社會的中間階層，所以，無論底層女性的相貌和性格多么優秀，通過婚姻改變命運的上層通道都很窄。舊社會可以進城做妾、做妓女、當通房丫頭，但這畢竟不是體面的“正途”，而且富人又少又遠，普通農村少女往往還是嫁給同一階層的男性。新中國禁止了一夫多妻和妓女制，更是減少了這個“上升”途徑。

60年代中期，頭兩個五年計劃的工業盈余開始溢出，新中國強行推廣的普及教育為縣城提供了足夠的中專生技師，人民公社和獨立關稅也為地方政府積攢了一定的投資。縣城開始逐漸從一個純粹的農村中心集鎮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城市。縣辦工業招募了數以千計的工人，再用工業盈余供養另外一批有固定工作的教師、公共服務人員，每個縣都出現了以萬計的“中間階層”——大多數是男性。

工人、教師、水利局的干部，收入和社會地位都明顯高于普通農民，而且他們就在不遠處的縣城或是大鄉鎮。明媒正娶地走進這些“中間階層”的家門，顯然比過去進城當小妾更體面，也更容易。“嫁個城里人”立刻成了每個農村女性都可以期盼的夢想，甚至直接說出口也不會被人恥笑。底層女性向上流動的速度驟然加快，底層的男女比例迅速失調。買賣人口這種舊時代的習慣本來就未曾遠離農村社會，現在重新浮出了水面。

人販子的“黃金年代”

這個問題持續到80-90年代依然嚴重，而且隨著中間階層的擴大，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80年代中期之后，人口流動性增強，城市社會出現了大量的失控角落，人販子作案機會越來越多，能夠把足夠多的婦女賣到遠離家鄉的地方，提供足夠的 “供給”。同時人民公社和民兵制度解體，警力嚴重不足，大多數農村只要不出人命案，就可以完全脫離法制進行“自治”，買個媳婦根本不算事兒，這又提供了足夠的“需求”。供需兩旺的狀態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1994年被販賣的郜艷敏不幸遇上了人口販賣的最后一波高潮，被賣到河北曲陽這個并不算太落后的半山區。

被拐賣的婦女是什么人呢？大多數當然是普通的農村打工者，在陌生城市環境中尋找合適職位的時候被誘騙到另一處農村，但也有不少是城市婦女。總的來說，被拐騙的婦女的社會階層要比“購買者”高一些，因為需要購買妻子的農村，一般來說是比較偏僻落后的地方。此外，城市女性單身比例高，單獨行動概率大也是一個原因。

鑒于中國普遍實行一夫一妻制，嫁入城市的農村女性增加必然會伴隨著城市“剩女”的出現。自我記事開始，就知道縣城已經有很多老姑娘，她們一方面受到農村女性的競爭，另一方面有企圖嫁給更高階層的男性（比如工人想嫁干部，中學生想嫁大學生）的攀比心理，但絕不會“下嫁”農村青年，最后高不成低不就導致單身，但也有穩定的工薪能維持單身生活。城市單身女性多，農村單身男性多，人販子自然積極地在城市制造“供給”，到農村開發“市場”。城市女性單身行動被拐賣在90年代已經成為非常普及的都市傳說。無論是對于真實的受害人，還是都市傳說的聽眾來說，被迫到閉塞農村終身生活的恐懼大大地增強了對人口販賣的厭惡感。最近幾年郜艷敏案反復成為網絡熱門話題，也和城市網民這種普遍的厭惡心態有關。

21世紀初，婦女販賣問題逐漸緩解，因為大多數落后地區的男青年外出打工比例已經很高，農村男性在異地尋求上升通道的同時，可以在家鄉之外求偶、嫖娼，甚至“傳宗接代”的強烈欲望也有所下降，不再有強烈的買妻需求。另一方面，地方財政和工業走出了90年代的大低谷，逐步在村級重建警察的權威，解救被拐賣婦女、攔截人販團伙的能力增強。再加上電子戶籍、攝像頭、移動電話等新技術的普及，越南、老撾等國女性的輸入，這幾年內地販賣成年婦女現象已經很罕見了。

被拐女教師郜艷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