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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周里，中國新一輪經濟刺激政策密集出臺，從黨中央到國務院，再到各重要經濟部門層層落實步步推進，傳遞出中央力促經濟企穩回升、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堅定信心。

自9月24日降準降息降房貸一攬子貨幣政策打頭陣，低迷數年的A股瞬間被投資者的熱情點燃；到9月26日政治局會議強調”加大財政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要促進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等九大要點，9月2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一攬子增量政策的落實工作。

節后10月8號，發改委發布會聚焦增長，把擴內需增量政策重點更多放在惠民生、促消費上，再到10月10日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征求意見稿，10月12日財政部宣布近年來最大力度支持地方政府化債。

10月12日，國新辦舉行新聞發布會，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和副部長廖岷、王東偉、郭婷婷共同出席，介紹“加大財政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關情況。國新網

如何看待這一攬子刺激政策？這一系列政策出臺能否達成公眾關心的幾大目標：穩增長保民生、穩定房市股市和化解地方債務？這些政策又將如何影響本年度及未來數月的經濟走向？

在財政部發布會結束后的10月13日，觀察者網與經濟學家余永定展開筆談。余永定堅持認為，中國還遠沒有到達為需要為財政可持續性擔心的地步，中國應該擔心的是經濟增速的持續下降。因而在宏觀調控過程中，應該把穩增長放在第一位。

【文/觀察者網 高艷平】

最大亮點：糾正地方債務處理思路

觀察者網：您多次提到，目前的政策不能停留在“地方政府首先得還債，否則不能投資”的順周期調節舊思路上，這個觀點令人印象深刻。12日財政部的發布會提出了四條“逆周期調節”思路，包括支持化解地方債、發行特別國債支持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補充核心一級資本、推動房地產市場企穩，加強基層“三保”和重點領域保障，您覺得這個威力如何？

余永定：2018年，財政部《地方全口徑債務清查統計填報說明》列出了一系列隱性債務化解的方式。其中包括預算支出還債、債轉股、利用項目結轉資金、經營收入償還債、轉化為企業經營性債務、企事業單位債務重組、破產重整或清算和債券置換。債券置換又包括置換債券、再融資債券、特殊再融資債券等。

通過以上化債方式，可以使地方政府債務顯性化，減輕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前幾年經過各方的努力，地方債問題有所緩解，但總體而言進展依然比較緩慢。

前一段時間提出的“砸鍋賣鐵”、“誰家孩子誰抱”、“不首先還債就不能搞投資” 的思路是順周期調節、是典型的合成推理。其結果是使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下跌，從而使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

在12日的發布會上，財政部部長藍佛安表示：“為了緩解地方政府的化債壓力，除每年繼續在新增專項債限額中專門安排一定規模的債券用于支持化解存量政府投資項目債務外，擬一次性增加較大規模債務限額置換地方政府存量隱性債務”。

我以為，糾正在地方政府債問題上順周期調節的思路，一次性增加較大規模債務限額，置換地方政府存量隱性債務是本次發布會的最大亮點。據有關權威人士的估計，2024年地方債付息和兌付總額為4萬億元。化解地方政府的存量隱性債務和消化地方政府拖欠企業賬款確實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此前12個債務負擔重的省不能進行投資，經過債務置換和債務，地方政府就可以輕裝上陣，大力推進經濟建設和解決民生問題。據說財政部為債務置換提供的資金盤子可能比公眾已知的還要大。通過債務置換減輕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可以間接刺激投資和消費，是非常值得贊揚的舉措。

但是，由于不知道債務置換的規模和其他具體操作細節，我們還難以做進一步評論，希望能夠盡快看到財政部公布相關細節。

前財政部負責人曾提出，地方政府疫情期間防疫產生的債務應該由中央財政承擔。我認為這種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不僅如此，中央財政也應為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為基礎設施投資融資而欠下的隱形債務承擔相當責任。

基礎設施投資提供的是公共產品，很多支出本來是應該由中央財政承擔的。應該盡量減輕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不要讓地方政府為了還債而不能正常運轉，并拖累企業的正常運轉。我以為中央政府可以考慮通過發行國債置換隱性地方政府債。

另一方面，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道德風險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在充分肯定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時，也必須看到不少地方政府存在人浮于事、新官不理舊賬、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存在嚴重浪費等問題。地方債也不能一風吹，地方政府對解決自身債務問題也必須付出巨大努力。如何在發揮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和防范道德風險問題上找到合理的平衡，是對決策者的重要挑戰。

中國不需要過于擔心政府債務過高

觀察者網：您之前提到不要擔心我們的財政是否可持續的問題，此次發布會，財政部也說了這句話。您說要擔心的是如何保持經濟增長，不過您也提出應該關注的是另外一個指標——赤字率/GDP增長率的的穩定值，而不是債務占GDP的比例，為什么這么講？可否展開談談？

余永定：一個國家只要經濟增速高于利率，這個國家的債務就是可持續的。這是所有經濟學教科書都會講到的基本常識。

另外一個可以使用的公式是：財政赤字率除以經濟增長速度所得到的數值不太高，就不用太擔心債務問題。例如，如果赤字率是5%，經濟增速是5%，無論當前國債對GDP比值有多高，它的極限值就是100%。反之，在這個公式里，如果經濟增長速度為0，不管作為初始值的國債對GDP比有多低、不管赤字率有多低，杠桿率都會趨于“無限大”。

所以說，任何化債政策都要有利于經濟增長，否則化債的結果就是杠桿率的提高，而不是降低。當然，我并不是說我們可以不管當前的杠桿率。如果當前的杠桿率已經已經高到經濟已經無法正常增長的時候，就需要先化債。

中國不需要過于擔心政府債務過高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凈債權國之一，國債多意味著中國居民持有的國債資產多。在中國語境下，如果你不擔心居民持有大量安全資產，就不應該擔心政府對居民欠下大量債務。中國還遠沒有到需要為財政可持續性擔心的地步，中國應該擔心的是經濟增速的持續下降。

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占GDP比例情況，在國際上處于偏下水平，而且我國是最大的凈債權國之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觀察者網：您曾經談到對日本1990年代應對經濟危機的調研，但沒有展開，可以講講哪些是我們應該汲取的經驗和教訓嗎？

余永定：1997年日本的債務余額對GDP之比為91.2%[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赤字對GDP之比為5.4%。日本政府擔心財政狀況將會進一步惡化，時任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稱：如果日本繼續目前的赤字財政，“日本經濟毫無疑問將在下一個世紀中崩潰。”

盡管日本經濟還處于不景氣狀態，有經濟學家認為當時開始財政重建還為時過早。日本首相山村富市也認為，盡管財政赤字值得擔憂，但壓倒一切的是恢復經濟，應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刺激經濟。但是，日本大藏省的判斷則是，著手重建財政已是刻不容緩。

為重建財政，日本執行了財政緊縮政策（加稅、減稅）。1997年雖然財政赤字對GDP之比有所下降，但日本經濟陷入了嚴重衰退。由于經濟增長的放慢，日本財政狀況的改善變得越來越困難。事實證明，當時的少數派是正確的，而大藏省則是錯誤的。

日本經驗充分說明，沒有足夠的經濟增長，改革和結構調整都將無從談起。事實上，日本政府的債務余額對GDP比，已經從當年的91.2%上升到2023年的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