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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2013年12月，《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中美如果發生沖突，美國會扣押中國相當一部分海外資產，這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打擊，美國遭受損失，但是中國的損失肯定更大。中國的海外資產負債結構需要調整，為什么調整？有兩個目的：

第一，提高海外投資的凈收益。不能有2萬億的凈資產，但是投資收入年年是負值。這是資源的錯配，必須要調整，而調整中非常重要的內容是降低外匯儲備在中國海外資產中的占比。

第二，提高中國海外資產特別是外匯儲備的安全性。美俄沖突告訴世人，不但俄羅斯中央銀行的資產會被沒收，富豪的資產、哪怕是美國的朋友的資產也會沒收，所以如何提高中國海外資產的安全性，這是我們目前所面臨的非常嚴重的挑戰。

中國的海外資產可以分成存量和流量兩部分，對于現有的海外資產，也就是已有的體量，調整海外資產負債結構所能做的事情不是特別多。對于已有的海外資產存量采取什么樣的措施呢？比如減持美國國債，增持其他形式的資產。過去擔心美元貶值，外匯儲備的幣種要分散化；在特殊情況下，比如俄烏沖突之下，分散化的意義不是很大，但這依然是我們可以考慮的一個選項。中國還可以增加對戰略資源生產國的投資，比如說對中亞、特別是對阿拉伯油田，可以采用股權投資，這也是可以考慮的。

第三，信守承諾，嚴格保護外國投資者在中國的投資。是不是可以把沒收外國投資者的資產作一種遏制措施，讓美國不敢沒收中國的海外資產？對于這一點，我們千萬要慎重，很多所謂的海外投資很大程度是我們自己的投資，而且能夠到中國來投資的海外的國外投資者、包括美國投資者，恰恰是對中國相對友好的人士，對這樣的事情一定要非常慎重。

第四，用技術手段，IT技術、數字貨幣等等，在這方面我不是專家，但是我覺得有一些辦法是大家可以想的。

數字人民幣資料圖。新華網 劉文靜 攝

剛才我講了對于存量而言很多事情是木已成舟，短時間內難以調整，但在流量層面，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有許多事情可以做。我覺得要正確理解和落實雙循環的戰略思想，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在這個方針指導下可以考慮的政策調整包括：

第一，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刺激內需帶動進口。我們長期保持大量的對外貿易順差，對中國來講這樣的政策在過去是好的；在中國目前這種政策需要調整的時候，減少貿易順差重要的條件是必須有國內內需，內需不足企業就會出口，怎么能使中國有非常強的內需？除了長期的結構性改革等等問題，從短期來看當然要執行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

第二，盡快取消殘存的出口政策。上世紀80、90年代我們的口號是建立創匯經濟，很多政策為了刺激出口，但現在這樣的政策過時了，需要調整，要考慮取消為鼓勵出口執行的出口退稅政策。

第三，要增大對大宗商品、戰略物資的進口。我們沒有足夠的油庫、糧庫，就要去蓋。我們要重視這個問題，中國是十四億人口大國，中國應增加對糧食、能源的進口。

第四，少購買美國國債，更多地進口美國產品，盡可能履行中美貿易協定。有的是不可抗拒力因素導致沒法履行，但是能夠履行的，一定要履行。

第五，特定時期維持貿易逆差，為了用掉外匯儲備，我們只能維持貿易逆差。通過增加進口和用掉多余的外儲，特別是把這樣的政策調整同執行中美貿易協定結合起來。

第六，實行浮動匯率政策，我們要堅持這么做，堅持匯率浮動，要堅持干預市場，適應維護市場穩定導致的外匯儲備增加或者減少。

瑞·達利歐教授強調要保持一定的資本管制，我覺得這是非常對的。從他的角度都認為中國不能放棄資本管制，更何況從我們自己的角度，抑制熱錢的流入和資本外逃，這樣可能會對人民幣國際化造成不利影響，但我們沒有更好的選擇。

第七，增加海外投資形式。通過把貿易順差轉化為海外投資也是一個調整的方式，但是由于體制改革和金融市場建設之后，美國可能會圍堵我們，這條路走得比較困難，但是我們也要走。我們大量海外投資去向不明，應該明確海外投資的家底，明確之后的方向。

第八，發揮中國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優勢，但是要小心債務陷阱。國際收支要盡可能平衡，海外資產負債盡可能平衡，不要有過多、過度的美元資產，資產負債平衡要有反制能力。中國盡可能不當債主，我把錢借給比我厲害多的債主，他有可能不還賬。當債主，在當前的地緣政治條件下是十分尷尬的。

（本文根據發言內容整理，未經本人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