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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余亮】

美國人正在從世界的很多地方撤離，比如美軍從阿富汗，比如何偉從成都。當年美國人出征全世界的不光是軍隊、資本，還有很多傳教士、新聞記者和文藝青年。

當代“中國通”何偉是不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對于一部分人肯定是。就像前一陣子鄭州暴雨洪水之后，被群眾圍住質疑的德國偏見記者，卻被前南方系記者們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何偉還是做了不少事情，在中國四川生活了差不多20年，當教師，寫了好幾部關于中國的紀實作品。今年離開中國，是因為在四川大學的崗位到期了沒有續約。他非常失落。外媒還在討論說，是中國人把他趕走了。而何偉的美國同胞歐戴爾，僅僅因為中國人友善提醒她戴口罩就大發雷霆，在推特上猛烈批評中國人專制、暴力、愚昧，不識抬舉，竟敢迫害她。歐戴爾仍然在四川大學任教，沒有人驅逐她。

圖片來源見水印

何偉的幾本書前些年特別火，尤其在小資圈。《江城》和《尋路中國》，就像當時西方民主女神劉瑜的《民主的細節》一樣火。時過境遷，今天不太有人愿意去看了，大家都知道了西方民主到底是什么東西。但是在那個時代能紅有它的原因，值得告別一下。

何偉是名校文科生，來中國的時候29歲，沒做過什么工作。他來中國的時機非常好，1990年代中國正處在起飛前的時刻，很多事情就要被改變，很多舊的景觀還沒有人記錄。就像被三峽大壩水位淹沒在下面的城市一樣，美國人開始要重新發現中國，而中國人正處在巨變的思想駁雜狀態中，何偉有了縱橫斡旋的資格。

何偉的父親一直對中國有興趣，何偉自己也想來中國，就通過和平隊來教書。和平隊是一個有美國政府背景的NGO組織，訓練大學生到其他國家服務，傳播所謂美國文明與和平。

他描寫剛來四川小城涪陵和學校的經歷：比如中國同事們對他的那種異常的歡迎，讓他覺得很諷刺，覺得庸俗。有個學校領導穿越操場過來和他握手的景象，被他仔細描寫和諷刺。

今天很多中國人開始對外國人在中國受到的特殊優待感到憤怒，而過去這些優待是發自肺腑的，以至于自己都不覺得。何偉倒是有自知之明，他說：“在這個外國人僅僅因為他們身為外國人而頻頻在電視上拋頭露面的國度里，學生們在教室里擠成一堆，津津有味地觀看著。”

那些年中國人對外國人的見識和期待，都被何偉認真記下來了。“這也許是所有細節中最奇怪的一點，因為我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但學生們早就從書本上了解到，外國人的眼睛都是藍色的。”人們總是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東西，作者本人也是。

何偉比較關心普通人，他觀察自己的學生，理解他們的想法，這很好，但是他的視角里又總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憐憫、嘲諷、批判，總覺得這些人落后、被洗腦。

他說這些鄉下人被外界忽視了。這里有顯著的內外之分——他自覺地代表外界，就像至今老有中國人說自己沒有和國際接軌，默認別人才是國際，自己就不是國際的重要部分，而不會說美國中西部的鄉下人被我們這些外界的中國人忽視了。

關于來到學校第一天的記憶，他就嘲諷了一次學生拉練行動。8個學生一路步行到了延安，中間走到西安的時候就沒錢了，后來靠別人的支援才到達延安。何偉說：“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遠行一千英里，來到延安，卻以破產告終，這種特別的紀念方式讓我驚訝萬分。”這段話會讓不少讀者覺得深刻，開始反思，認同這是政治作秀。

但就是敘事，本也可以換一個敘事方式：一群不屬于后浪的窮孩子，排除艱難萬險來到延安，身無分文，卻是一種難得的體驗，超越了富貴者的旅行生活。就像沒什么錢的何偉到全世界窮游。

他寫教學生活，讓每個學生都取了英文名字，通過名字他做了很多分析，為什么要取這樣的名字。他領著學生讀莎士比亞，讀《貝奧武夫》，讓學生飾演這個戲劇。他記錄這些學生演戲劇的樣子，這是對個人的一種關懷，學生當然會喜歡。

他喜歡自己的窮學生格瑞斯寫的文章，因為格瑞斯把《貝奧武夫》里的反面形象怪獸格蘭代爾表述成了正面的無產階級，把國王和武士看作壓迫者。他認為這才是真實的階級情感，而不是學校里的馬克思主義教授的一個模子的觀點。

他說：“好幾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家給我上過課，他們大多是終身教授、出身上流、薪水豐厚。他們發表了許多評論——通常跟本體、金錢和交易有關——但卻缺乏格瑞斯那種一針見血的眼光，看出格倫德爾身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潛力。”

我覺得這里沒錯，學院左派確實需要勇敢地問自己，是不是真實地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還是只是披上了這層皮而已。但何偉一直說自己搞不懂什么是歷史唯物主義，也懶得去搞懂，他自己也是一個在思想上不努力的人。他看出學校教育的矛盾——學生在學校學習正統思想，但是學校外面市場經濟思想大流行，他認為很諷刺。但這就是唯物主義發生的方式———永遠以一種矛盾沖突的方式展開。

他認為中國人對美國的介紹不全面，只談到宗教中所謂的邪教方面，沒有談慈善的活動。其實慈善那些東西在中國已經被膜拜太多，今天已經有了反思，比如慈善的教士重要還是共產黨大規模下鄉全民扶貧重要？何偉覺得沒有問題的西方事物，今天看都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