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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情懷的擴張

雖然“情懷黨”被“工業黨”作為貶義詞，但“情懷”并非像物理學概念“以太”一樣可以被驗證為虛假事物然后一筆勾銷，而是構成“現代”的基本成分。把“情懷”這個詞講清楚并報以理解非常重要。部分“工業黨”人士認為，醉心于懷舊、鄉愁的“情懷”文化來自農業生產方式（王小東、馬前卒、嚴鵬），有其道理，卻忽視了這是現代資本主義復雜運作的結果，內在于現代生活，遠非“農業社會情懷”可以歸納。

現代性一般被認為發端自西方，現代情懷亦如此。“情懷”這個中文詞匯沒有合適的英文對應詞匯，同時包含了feeling和ideal的意味，是情感、理想、執念和一種自我審美態度的交織，泛指一種想象層面的自我主張和提升，一種超越現實維度的“心靈”取向。最重要的意涵在于對某一對象包含著一份不舍的責任，如家國情懷、階級情懷等表述所體現的那樣。情懷是構造“新人”的重要元素，其所指經歷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到后冷戰時代的變遷。限于篇幅，梳理這個變遷將由另文完成，本文僅簡要言之如下——

工業化被看作現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13)，無法離開現代思想文化和情感的土壤。在西方世界，啟蒙主義時代產生了對于客觀知識和個人情感的推崇態度和新的認識方法。啟蒙把人而不是神放在世界的中心，在認識論上反對從先驗真理出發進行演繹的神學思維邏輯， 倡導還原手段，從基本現象、事實著手，在這個基礎上歸納和提煉“真理”(14)，這也為科學研究和工業生產準備了方法。

個人既然要擺脫宗教和封建秩序，就需要以“自我”為憑借站立于世。這引發兩個方向的“自我” 建設，一個是韋伯、吉登斯等所謂的“理性化”，強調計算、精確、效率等等，一個是查爾斯·泰勒所謂的發掘深度內在的自我觀念，憑借獨白、反思等形式來創造內心世界。深度的個人內心——換一個詞——現代情懷，由此產生。從盧梭的《懺悔錄》到亞米契斯的《情感教育》，從德國浪漫主義到“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15)，文化領域的革命性作品無不可理解成一種情懷身份的建構。理性化與情感化，恰對應著工業意識與情懷。

霍布斯鮑姆認為近代西方世界發生了政治與經濟的雙元革命。那么在個人領域，也發生了知識和情感的雙元精神革命。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權力）”，是“啟蒙”的典型觀念。同樣，情感也是力量。二者互相生成，構造現代人精神主體，讓他們帶著知識和情懷去開拓世界。在一些研究者筆下，這種構造被直接稱作“工業啟蒙”(16)，例如韋伯從新教倫理角度想象了一種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個人工作精神，是為討論工業啟蒙的典型。

然而構建新情懷不止是資產階級新人的任務。資本主義和工業化擴張帶來劇烈的社會變革、剝削壓迫、殖民沖突等問題。受到沖擊的不同勢力和階層，從舊貴族到工人平民都發起反抗，文化與情感排斥最為直接。舊勢力需要披上新的晚禮服，受害者等待新的救世啟示，由此誕生出保守主義、社會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多種面向的反制思想，并形成各自的“情懷模式”，彼此復雜糾纏。

馬泰·卡林內斯庫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里劃分了兩種現代性，一種是資產階級現代性， 與理性、科學、效率、精確、功利關聯，另一種是美學現代性，以浪漫派為代表，以批判資產階級現代性為宗旨，與主觀、綿延的自我、頹廢、反叛、無政府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等觀念密不可分(17)。第一種現代性來源于韋伯所謂的“工具理性”，當中顯然包含了工業需要的人格品質；第二種現代性直指當代小布爾喬亞情懷。二者看似你死我活，卻互相激發。馬丁·威納同樣指出，這是“中產階級兩副面孔間的文化競爭”(18)。

西方現代性隨著殖民擴張一波一波向外擴散、沖擊。工業與情懷之張力，在西方世界內部有其限度，在后發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中國則獲得了新的維度。在中國，我們可以把從秉承格物致知理念的洋務運動到改造國民性的新文化運動，再到社會主義建設和新人改造都看作是呼應雙元革命的不同環節。

社會主義實踐遭遇的挫折及其自我改革（例如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新的情感后果。套用列寧的觀點，“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現代市場經濟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小資情懷。支撐現代社會的工業基礎，在現代文化世界里則普遍被看作壓抑性的存在。當代中國“工業黨”意識經歷過社會主義實踐的浸染，依然具有革命意識特征，超越了一般以個人利益為核心的市場理性，因此有被保守的日常生活和消費主義文化排擠出去的危險。在應然層面，具備工業思維本應是現代人的基本素養要求，但在實然層面，工業思維則總是遭到現代情懷的拒斥，在多數人身上處于非自覺狀態。需要認識到，“工業黨”意識正是在全球去工業化趨勢和西方主流自由主義話語衰敗的背景下興起的。

三、“工業黨”意識對主流人文精神的挑戰

思考當代中國“工業黨”意識，不能忽視中國獨特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基礎：

第一，回溯歷史，不難發現即便在重視道德教化勝于格物致知的儒家內部，也有經世主義對道德主義的斗爭。當代“工業黨”對實踐性的強調，內涵于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方法路線之中。群眾路線，實踐理性，過去以階級政治名義出現，包含著避免知識分子脫離工農群眾和生產實踐的訴求。“上山下鄉”和“學農學工學兵”固然在操作上出現巨大錯誤，但是在今天，知識分子與一線結合仍然有堅實的必要性。“工業黨”話語以潛在的方式接續了社會主義知識改造的訴求。

第二，中國有全世界數量最多的工程師。根據教育部發布的第一份《中國工程教育質量報告》，截至2013年，我國普通高校工科畢業生數達到2876668人，本科工科在校生數達到4953334人，總規模已位居世界第一(19)。 在英國，與鄉紳理想辯論的人多屬學者或者統治階層內部人士，而中國的“工業黨”活躍分子往往來自社會基層和中層。

另外，隨著中國崛起，中美關系出現對抗，維護中國自身道路獨立性的呼聲漸高，“工業黨”思潮逐漸從現代化理論思潮當中獨立出來。同時，因為產品和技術思維隨著中國制造的崛起和互聯網創業熱潮而廣為傳播，“工業黨”意識就具有更廣泛的發展基礎，與主流情懷的沖突也不斷產生。以下重點從這種沖突中，梳理出“工業黨”意識對主流人文意識的幾大挑戰，同時借此認識其自身的若干特征。

1.挑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區隔意識

“工業黨”受到來自傳統右翼（自由主義）和左翼兩邊的批評。右翼認為“工業黨”意識是國家主義的變種，只重視集體、組織，忽視個人。這只是源于自由主義者恐懼意識的習慣性誤解。值得關注的是來自左翼的批評：“工業黨”只講生產力，不講生產關系。在《讀書》雜志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吳子楓認為：“唯科學技術論、唯生產力決定論——這是工業黨的觀點。”(20)在另一次文學研討會上，周展安認為：“所謂‘工業黨’的社會實踐，強調富國強兵，做實業，這是一個從北宋啟動到明清時候發展的實學思潮的當代表現，到了晚清因為民族國家的崛起表現為金鐵主義，表現有很多，這個東西我覺得是比較值得警惕的。”(21)

這里的關鍵問題不在于“工業黨”是不是不講生產關系，而在于批判者在認識論上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機械切割，以及由此產生的萬能式批評。語詞的截然分離，讓人忘記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兩個詞本是作為生產方式的兩面，在現實中互相結合，絲絲入扣。技術與組織、產權等密不可分。

這個割裂更是社會主義歷史上政治與技術的緊張關系的一個回響。回溯新中國1949年到1979年的政治經濟實踐，一個重要特點在于警惕技術的中立化，強調生產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社會主義性質。工業化和階級政治辯證地交織在一起，才有了諸如工人當家做主，“兩參一改三結合”“鞍鋼憲法”等積極嘗試。然而社會主義實踐困難重重，“文革”是對困難的激進反應，最終以“政治掛帥還是經濟掛帥”這種極端沖突方式呈現，反而割裂了技術與政治的有機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