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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反思的不是人文精神，而是人文社科的知識

余亮提及學者潘毅到深圳工廠流水線上做女工做調研的經歷并表示欽佩，“潘毅關注到的女工的痛苦已經落角在具體的生產環節，不過她主要還是直接從生產關系視角去看，比如流水線上的壓迫、宿舍勞動體制等等。

對于工業生產、市場競爭本身的艱難并不關注。所以同樣路數的知識分子就可能被荷蘭那個所謂的‘公平手機’忽悠（‘公平手機’就是個高利潤低配置的把戲）。討論問題要歷史化。比如左翼關于勞動力的討論，其實是在馬克思在工業時代定義的‘勞動力’上展開。

那時候有就業后備軍和剩余人口。AI時代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勞動人口了。福柯曾經論述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如何使得‘人口’代替了啟蒙知識分子重視的‘個人’概念，成為實際的政治經濟載體。所以也許我們應該重新理解勞動力、人口甚至GDP概念了。”

余亮認為政治經濟學的討論很重要，但是必須被革新。他想到人工智能發展對政治經濟學的另一個啟發是，對生產與分配的關系需要歷史化思考。“福特公司曾經引入生產線這樣的生產方式，大量降低制造汽車的成本，同時工廠雇傭大量工人，工人拿到工資就可以去買這樣的汽車。

但后來工業自動化極大發展，生產線上沒有人了，美國汽車工會的人就反問汽車公司：你們生產出來的汽車誰來買呢？賣給機器人嗎？”余亮得出一個推論，“人工智能真的落到社會生成領域，面臨的問題就是，舊的分配方式（市場交換）無法匹配新的生產制度。人工智能的沖擊需要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做出調整，中國能做出什么嘗試？這應該是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對象。”

他認為，人工智能話題在知識界內部引起看似激烈的討論，卻有相同的瓶頸。

不久前，《讀書》雜志組織了一批優秀人文學者討論人工智能話題，并整理成“如何把握我們這個復雜的時代”一文刊于《讀書》雜志5月號。學者們延續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的思路，開始反思人工智能對人文精神的挑戰。

“有些遺憾。”余亮說他對這樣的論述方式略感失望。“正如你無法設想莫言或者錢理群可以有效討論量子物理對人類文明的沖擊。左翼意識到社會分工和失業的問題，熟練地使用‘異化’、‘主體性’這些概念，我不是說這樣的討論不重要，只是說，如果把‘人工智能’換成‘生物科技革命’或者‘工業自動化’，那么這樣的討論幾乎可以一字不改地重來一遍。

而這正是能被人工智能學習到的‘模式’啊，如果只限于這樣，那未來人工智能就能完成這樣的討論了。《讀書》的討論認為今天的人文危機是90年代所討論的危機的‘展開’，認為引導著人類制作技術‘上帝’的仍是某種‘技術神學’的想象。這些說法充滿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味道，卻偏離了黑格爾那種具有生產性的辯證法。”

那么如何有效圍繞技術討論政治經濟學呢？他再次強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不可分割，技術是生產力最重要一環。這幾年網上出現了一個半玩笑的概念，叫‘工業黨’的興起。雖然有人會批評他們只講生產力不講生產關系，是國家主義之類云云，說的不能算錯，但問題就是，人家確實從事過生產、技術工作，有生產力領域的專業理解，就是比你知道的多，你怎么辦？這就是為什么知乎會興起的原因，知乎很多作者擁有技術生產和商業經驗，討論社科問題也會比社科知識分子更有看頭。”

他還提到接觸過的很多TMT媒體的作者，“論知識水平，他們肯定比不了學院派，比如對歷史、地緣政治等的理解非常大眾化，但是他們具有‘做事’的知識，那是一種無聲的知識，一種深深嵌入在市場、產品中的具體知識。跌摸滾爬討生活，對具體事情門檻兒清，學院派怎么比？”

在他看來，相比左翼學者，另一派人文學者也陷入類似的套路，“《讀書》發表了周濂的文章《用政治‘鎖死’科技?》，前半部分思路對頭，能夠超越人類中心主義，但后半部分又直接躍入價值觀宣言——強調必須從人類中心主義出發才能解決問題，追隨福山，認為西方民主制度萬能藥能夠解決科技問題。和左翼知識分子類似，繞開經濟基礎直接談上層建筑。回想一下，19世紀的洋務派說要堅持中學為體，也是一種中心主義，這沒有錯，但是沒有用！AlphaGo剛出來的時候，還有文學批評家稱贊人工智能恢復了人類丟棄已久的古典人類精神，這都是想當然，扯太遠。你贊也好批也罷，自說自話，AI都不在意。”

不過余亮認為周濂的討論可以啟發出一個問題：一國之內率先控制科技有無可能？要從全球博弈的現實主義角度去思考，正如歐洲工業革命是把痛苦轉嫁給殖民地。

中國不能再讓自己首先淪陷于失敗的痛苦，這絕不是一個坐而論道的問題，人文知識分子要去關注科技工作者在艱苦地做什么，做到了什么。如果中國能率先探索解決問題，還可能給世界創造新的辦法。”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界有沒有辦法就“人工智能”完成一次不被人工智能嘲笑的，言之有物的對話呢？在余亮看來，相互學習是必要的。他向人文類的讀書會推薦了《終極算法》、《數學之美》、《工業大數據》、《機器人的未來》等科普書。

“百度是目前國內人工智能公司公認的領頭者，他們剛出品的《智能革命》一書有點意思，里面不止講技術，還談到數字鴻溝、工具理性、國有企業改革經驗，甚至談到波蘭尼社會保護運動這樣的社會科學問題。人文知識界的學者也許可以通過這本書看到文化社科理論如何向技術界滲透。

而人工智能界，既然已經可以通過對海量病歷的機器學習來提升醫療水平，為什么不能把社會保護的歷史數據當作一種社會病歷，通過大數據和機器學習來學習和總結經驗？正如有技術員對唐詩做的高效大數據分析那樣。但首要問題，還是我們人文知識分子與生產技術領域的隔膜問題。”

波蘭尼

采訪的最后，余亮轉述了科幻作家劉慈欣在《智能革命》序言中提出的一個問題：“如果卡爾·馬克思知道人工智能這回事，他關于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會是什么樣子？”

本篇成文時是5月5日，馬克思的誕辰日，我們也以這個問題作為這篇報道的開放式結尾，希望大家能得出一個不會被人工智能計算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