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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界按知識結構粗略劃分，大約可分為“自然科學知識分子”和“人文科學知識分子”。而“人工智能”議題目前一般大都集中在自然科學知識分子的視野內。那么，“人工智能”能給人文科學帶來什么？人文科學知識分子如何有效圍繞技術討論政治經濟學呢？五月初，《北京青年報》記者張知依采訪了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余亮，觀察者網經授權轉載此文。】

按照部分科技界人士的說法，2017年或成為中國的人工智能元年；知識界也早已掀起了關于人工智能的討論，比如老牌人文知識分子刊物《讀書》已經發表了一系列討論文章。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余亮也是熱心討論人工智能的一位，已在虎嗅、觀察者網、“智能國”等撰寫了不少相關議題的文章。談及和人工智能的緣分，要追溯到他的大學時代：“本科學的純理科，數學系的概率論和運籌學專業，雖然學的不好，但我對策略和效率的興趣一直延續下來。當下的人工智能恰恰是算法、策略的集合。”

手機截圖。目前國內的語音識別對普通話、粵語識別率都達到了90%以上

接受青閱讀記者專訪時，余亮這樣說，他本人很喜歡尋找提高效率的工作辦法，比如編輯文檔時候用超級剪貼板工具減少重復操作，通過百度語音識別輸入法完成打字工作，“在外面做演講報道，以前會等待速記員的速記稿，現在有了語音識別的人工智能系統，可以低成本高效完成語音和文字的轉換，實際上強化了個人。”

先搞清楚當下的人工智能技術本身是什么

采訪這天剛好趕上五一勞動節，在這個時間點討論人工智能于不遠的將來究竟會如何取代人們的工作再合適不過。對于李開復提到的“五秒鐘法則”（即一項本來由人從事的工作，如果可以在5秒鐘以內的時間里，對工作中需要思考和決策的問題作出相應決定，那么，這項工作就有非常大的可能被人工智能技術全部或部分取代，這些工作包括翻譯、新聞報道、助理、保安等），余亮并不反對，在他看來，所有能找出規則、模式、并且重復模式的職業都會面臨被取代的前景。

“現在的人工智能思路和90年代以前的不同，以前是人來總結規則，轉化為符號表達，編成程序喂給機器，但人類其實并不了解自己大腦神經的復雜規則，你會說話，但你并不了解大腦內語言神經元在發生什么，所以也沒法有效教育機器。

但現在隨著大數據技術和計算能力的提高，人類開始讓機器自己從海量數據（人類行為記錄）里尋找規則（擬合函數），生成出來的模式、規則遠比人類找到的多。”（如果一種行為存在規則，那么記錄的行為數據越多，越能夠找出大致規則，圖中的曲線就是對這些數據點函數關系的擬合。）

他舉出俄羅斯一家銀行最近辭掉大量法務人員的例子說，“法務工作的背后就是條文查詢，條文也是數據的一種，機器對于條文的檢索、總結和生成能力比人強得多。”

如果一種行為存在規則，那么記錄的行為數據越多，越能夠找出大致規則，圖中的曲線就是對這些數據點函數關系的擬合

“其實很多討論都是針對傳統的白領，但我覺得他們因為受到的教育水平不低，想得到轉行的機會應該不難。”是的。很多時候談到“取代”，我們更容易想到離我們生活更近的城市白領，但目之所及的已經面臨流水線生產帶來的工作危機的藍領工人，如何理解他們的處境呢？

余亮認為，要理解人工智能只是人類誕生以來對工具的重視的一個最新發展，人不能外在地去討論或者對抗，而要深入到其邏輯中去博弈。李彥宏在《智能革命》一書中說：過去的工業革命是人要去學習如何操作機器，現在是機器在主動學習和適應人類。這就意味著機器和人的博弈關系已經有了變化。

怎么辦

他認為，政府的作用很關鍵。在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已經作為國家戰略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的今天，也應該要有國家體系層面的對勞工職業問題的準備，“特別是教育體系的改變，從孩子基礎的教育到成人的職業教育，不論形式還是內容都應該引入人工智能、以及科技的新知識。”

余亮用最近范雨素和工人文學小組的新聞打比方說，“讓勞動者在勞累的工作間隙通過文學得到升華和慰藉是好事，對抗異化嘛，不過我也在想，理工科的知識分子是不是也可以去和工友們接觸一下。”他和觀察者網作者、物理研究員徐令予談及這個想法，“我問他如果讓他去給工友講課，會講什么。他說他會從每個勞動者手中都有的智能手機開始講起，一步一步講解手機中蘊含的科學知識、手機的生產流程，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和民工的偉大貢獻，穿插實用職業技術知識。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

往深一步將講，是今天知識分子的割裂。科學技術分子很多人考慮不到工人的處境甚至人的特性，比如現有的所謂算法推薦新聞客戶端就建立在對人性的粗糙理解上。而人文知識分子呢，能夠重視生產關系，重視人的主體性，但往往是繞過生產力（技術）來討論生產關系，最后都是隔靴搔癢。要注意，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為了平等而討論平等，而是為了生產力而討論生產關系。恩格斯首先是位工廠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