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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余亮】

作者按：陳映真先生終于走了。說終于走了，是知道他在北京病臥床榻十年，那滋味不好受。我爺爺也是民主黨派人士，是縣里的政協委員。彌留之際，上級關懷要挽留生命，就每天打一種很貴的蛋白保命針，這樣就欲死不能。爺爺難受地要自殺，藏剪刀，藏毛巾，卻無力動作。

一個月前淡江大學的呂正惠教授在上海科技大學講臺灣文學，同學們提問提到了白先勇，提到了龍應臺，提到了李敖柏楊，無人提陳映真，只有呂正惠自己提。也正常，這位臺灣魯迅傳人的作品和當代生活顯得格格不入。但陳映真本人就是一部大文學大歷史，和我不久前寫過的陳明忠一樣，值得我中國的同學們知道。我把寫于2010年的一篇關于陳映真文選的舊博文原封不動拿出來，聊作紀念。以及，本科同學們關心的龍應臺也是我少年時代就關心的人物，此文一并涉及。

很巧，《陳映真文選》正是兩周前來上科大講座的薛毅老師編寫的。想來，冥冥之中已經有一首挽歌在隱隱奏響，我今天才聽見而已。

陳映真（資料圖）

小江大海——評《陳映真文選》及龍應臺《大江大海》

（2010-06-09）

原先只是要評論陳映真的，有朋友問到龍應臺，就把龍女士也一起捎上了。陳映真作品在大陸不吃香，本文也沒向外投稿過，就此拋出。看不懂的請飄過。

2009年兩部臺灣重要作家的著作幾乎同時出版，內容都涉及中國現代史，冥冥中似乎還有些牽扯。一個是病愈的陳映真，一個是抖擻的龍應臺。

先說龍應臺，因為她的書總是好看易讀，尤其適合20歲以下少年。這本《大江大海1949》正是為19歲少年飛利浦而作，要把一代先輩的歷史薪火傳給他。全書細述國民黨人在1949年前后的時代劇變里如何顛沛流離，目睹黎民涂炭而愛莫能助，最終江流入海匯入臺灣。大致說來就是一部貴族版的傷痕文學，試圖傳達一種落難士大夫與日瓦格醫生的混合體驗。

龍應臺（資料圖）

龍先生做了很多功課，四處采訪，閉關寫作，揭露了很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秘密。其講述風格大致可以用文中人物的一段話做象征：

“哪個印象不深？說是援軍馬上要到，要你堅守，然后你戰到全連死光，援軍還是沒來，印象深不深？明知往東走是個口袋，全軍會被圍、被殲，結果最高指令下來，就是要你往東去，印象深不深？糧食斷絕，彈藥盡空，補給不來，連馬的骨頭都吃光了，然后空軍來空投，稻草包著子彈，一包一千發，直接投下，每天砸死十幾個自己的官兵，你說印象深不深？傷兵成千上萬的倒在雪地里，沒有任何掩護體，然后機關槍像突發暴雨一樣叭咑叭咑射過來，血漿噴得滿頭滿臉，糊住了你的眼睛，印象深不深？”

說穿了，這些秘密就是不斷增加的死亡數字和發指細節，其中閃耀著一些普通人的高風亮節。龍先生悲天憫人，感情奔流，到了文末終于忍不住說：“我不管你是哪一個戰場，我不管你是誰的國家，我不管你對誰效忠、對誰背叛，我不管你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我不管你對正義或不正義怎么詮釋，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也許亡靈們此時應該配合地走出墳墓來與她擁抱，也許應該從她書中摘錄一些發到《讀者》上去感動少年。豐富的細節，高尚的人性，抽象地反暴……竊以為按照這個寫法，只要龍先生愿意，寫一百本也可以。反對暴力，但是不思考為什么要有暴力，尋找歷史，卻害怕任何一種歷史詮釋。除了感性，不能進行任何理性的思考。比如講到土改，就只會說土改殺人，卻不能理解大陸土改包括保障臺灣日后繁榮穩定的國民黨土改的歷史意義。

龍先生這個寫法，對于19歲少年大概是足夠了，我19歲前不就是通過《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而被龍先生所激動？

現在的我，會注意龍先生不經意間流露出的姿勢，比如在一段風雨飄搖的歷史敘述間歇是這樣一段：“跟朋友的約會，我常約在亞都飯店一樓的巴賽麗廳。一個人的時候，喜歡坐在遠離熱鬧的靠窗那個高腳凳。透過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車燈由遠而近，雨絲在光圈里晶瑩滾動像動畫；車慢慢停下來，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紅綠燈。走路的人進入飯店的騎樓，暫時收起手里的傘，放慢了腳步，經過窗邊不經意地和你視線相接，又淡淡地走過。”多么優雅寧靜貴族，然后視線漸遠，伸向遠方的歷史景觀。這就是龍應臺進入歷史的方式，或者說遠離歷史的方式。云端里看人間似的，所以她的悲天憫人說來就來。這位一路優秀的才子就是一個“原地不動的旅行者”。

而陳映真則是另外一種。他在高腳凳上絕對坐不住。他也不用專門為了寫書而全國各地尋找歷史，因為他自己的一生就書寫著歷史。

陳映真有自己驚譎的19歲。那不是一個捧著《讀者》的少年，而是在白色恐怖中成長，目睹鄰居被憲兵屠殺，在郁憤中尋找歷史秘密的青年。他意外地在舊書店里遇見在臺灣被查禁的魯迅著作，于是開始自己與眾不同的思考和斗爭道路。因為組織讀書會被捕入獄，卻因此認識那些被囚的臺灣共產黨，開始了解在大陸上發生過的血火歷史的另一面。而文學創作則幫他在白色恐怖中“打開了一道充滿創造和審美的抒泄窗口”，在固守思想隱秘的同時，“使他既能保持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知識與原理的信從，又能對人類心靈最幽微復雜的存在，以及它所能噴發而出的創造與審美的巨大能量，保持高度的敬畏、驚詫與喜悅”。

從《山路》等為大陸文學界熟悉的小說就可看出，陳映真從來不滿足于僅僅講述受難本身，而要尋找苦難的根源以及什么東西值得為之受難。在與白色恐怖斗爭之外，他積極參與組織諸如鄉土文學論戰一類活動，積極回應各類迫切的歷史政治問題。《陳映真文選》中大量戰斗式的評論顯示出，他的寫作不僅是為了映照歷史，寫作本身恰恰就是歷史，就是行動。

當他抹開血水去看歷史的昭示，他不能那么輕松地依靠任何抽象的主義，卻以一個政治家的魄力時刻分辨是非的邊界。他反對國民黨專制，但是卻不能認同民進黨的分離主義。他不斷援引歷史資料，揭露以舊地主豪強為基礎并從美國歸來的民進黨大佬如何在白色恐怖時期與國民黨獨裁者勾結，又在解嚴后利用族群矛盾攫取權力。

他點破分離主義恰恰是帝國主義的全球部署之一部分。與臺灣一般自由主義的反專制路數不同，他的思想資源來自馬克思主義，但他卻時刻為海峽對面共產主義可能的墮落而警惕。在自己病危生死之間，他更是將為人類贖罪而受盡凌辱的基督迎入心中，但始終思考教義與教會的種種矛盾，不斷批評教會與權貴勾結的傾向，堅持宗教應該站在弱勢者一邊，不斷用精神和行動去反抗不義。

陳映真從來不孤立地思考問題，他清楚，簡單的人道主義解決不了問題，而必須進入政治經濟學的討論。例如當他討論臺灣的色情業，就會從城市化、地緣政治（美軍基地的性需求、日本每年高達幾十萬人次的跨國買春行動）、全球化（跨國企業帶動的人口集中以及公關活動）、城鄉差別（臺灣原住民生態的瓦解）甚至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秘密（以世俗化壓制嚴肅性，例如Playboy的熱銷與MonthlyReview等嚴肅刊物的蕭條之關系，也就是只講看毛片的自由不講學理論的必要）等各方面展開討論，不僅把我們帶入一個豐富的政治經濟框架，更呈現出一個活生生的當下臺灣。在批評分離主義的時候，他會援引歷史統計資料，分析臺灣歷史上的人口來源，以攻破臺獨論所憑借的原住民神話。所以，陳映真給于我們的不是一些驚悚細節，而是與現實血肉交織的知識。

感天動地煽情容易，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困難。所以不能說龍應臺與陳映真有回應關系，因為只有提出正確的問題才能談得上合理的回應。事實上，陳映真早在1980年代就已經對于全球化、消費主義、新帝國主義帶來的問題做出大量論述，可是當時有同樣問題意識的人太少。他來大陸交流，問作家們怎么看待跨國公司對第三世界造成的負面影響，寫《綠化樹》的張賢亮回答：“快點讓跨國公司來污染我們吧。”他問寫《棋王》的阿城怎么看待文學的人民性，阿城回答：“我就是人民。”也罷，人需要經過世面才有免疫力，經歷了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世面，一根筋的人依然不少，有所醒悟的人也多了起來，這才看到陳映真早就在思考他們剛剛開始思考的問題（富士康十四連跳之后，作家們該重新回答陳映真的問題了吧）。

陳映真始終堅持臺灣意識的基礎正是磅礴的中國意識。可同時，正是這樣一個身處臺灣的中國人在不斷警醒激活大陸人的中國意識。他批評滿足于“逃亡”的高行健，贊頌不逃亡而堅持抗爭的薩特、加繆，他譏刺那些醉心于出國拿獎的藝術家，贊頌以本民族人民喜愛為最高榮譽而視“國際”肯定為其次的小說家黃春明。這對我們那些過度沉浸于國際嘉獎的知識分子來說，不能算一個過早的提醒。

陳映真在批評日本電影《聯合艦隊》時敏銳地發現臺灣內部有個日本。反過來，對我們大陸人來說，臺灣也像是我們內部的一個異數。在渴望現代化和民族復興者的眼中，它是本土風情和西洋先進的結合，在自由主義者的眼中，它幾乎就是個小美國。而陳映真所做的一切讓我們看到臺灣仿佛中國內部更新代謝最積極的部分。對于近代以來處在歷史風暴夾擊下的中國來說，臺灣就仿佛扁桃體，不斷感冒，不斷斗爭。因此，身處臺灣的學者更需要學會如何在在歷史的因緣際會中思考、揚棄。我們大陸人往往習慣于使用一些僵化的范疇看待臺灣，比如帝國主義與本土，比如專制與民主，比如統一與臺獨。陳映真則切實游走在不同訴求里，腳踏實地地辨析戰斗，決不泛發空論，用自己的實踐勾畫出活的臺灣骨骼，同時提醒我們，中國也不是一個僵化的概念，而是必須應對變化，不斷進行自身揚棄的歷史演化物。

在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中，陳映真批評分離主義文學的盲點，尤其是所謂“皇民文學”中的自我戕害精神。例如小說《道》中的主角一心向往大和之心，為自己生為臺灣人而痛苦，“菊花就是菊花，真正的花就數櫻花，然而牡丹花也能算是花嗎？”當他終于獲得參加日本志愿兵機會以奔赴二戰戰場，情不自禁地表白甘愿“歡欣勇猛以效死！”

無論如何，可悲的激情依然是一種激情。那么陳映真的小說又提供了怎樣的激情呢？在大陸較為有影響的革命后時代小說《山路》里有的只是失敗的激情，再看最貼近全球化消費時代的小說《萬商帝君》，在那個跨國營銷公司里，或者是一個想要被老板賞識卻不得其門而最終瘋掉的臺灣小市民，或者是一邊要臺獨一邊興奮地宣稱美國人最愛臺灣人的留學精英，或者是老謀深算既能威震又能利用留學精英的國民黨高干子弟……只有那個虔信基督的女大學生瓊，認為自己不應該只是每天向上帝要棒棒糖，從而去投入濟苦救難的實踐，但這個人在小說里并沒有正面出現過。那么我們不由要問：英雄在哪里？正面的激情在哪里？答案是，激情在文本之外，在作者身上。正是這樣一個有精神力、思考力和實踐力的作者能夠發現那些被遮蔽的怕和愛、那些無法自訴的苦難和希望并以文學形象傳達出來。這放射著力量的作者正是大文學的應有之義，是那種文本主義的小文學所無法想像的。

陳映真一生不斷熱情召喚進步、勇敢和思考。他召喚民族統一，他召喚鄉土文學，他召喚臺灣長老教會踐行其宣言為弱勢群體真實工作。他從不需要那種由屈辱轉化而來的奴隸式激情，他有的是坦蕩的熱情。這樣的激情潛入小說，就是清醒而有節制的熱力，是凌駕在虛構之上的控制力。這樣有控制力的激情向我們渲染出的就不只是一個“個人”，而是歷史和未來。

想起閱讀黑格爾的時候，看到黑格爾吁求主體主動揚棄那些形而上學所制造的虛假對立時，感受到黑格爾冷酷的理性之下掩藏著寄予在主體身上的激情。但這激情如何現身？閱讀陳映真，能感受這激情向我張揚而出，這激情就是他這般的“人”，他這般的海，他這般不斷克服歷史、揚棄對立并生產出有關中國未來想像的熱情。

（六年前的文章，文中有些想法細節今天我也有改變，但是保留當時的形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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