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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八年前撰寫《二戰紀念之終結》一文時，我對行宗和尚和久間太田將軍還是非常折服的。無論如何，兩位日本精英人士對自己肩負的使命都兢兢業業，一絲不茍，為達目的，不惜手段，大和民族的種種秉性，被二人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程度。在一定意義上，他們也體現了日本文化中特有的兩面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家蘿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946年在她的《菊花與刀——日本文化的諸模式》一書中寫道：

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又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布，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氣質都是在最高程度上表現出來。³

任何一種文明都有其兩面性，然而像日本文化中二者差距如此之大、國民對其中任何一方的追求又如此執著、熱情、甚至執迷不悟，在世界文明中實為罕見。19世紀明治維新以后，這種文化成就了日本的現代化，也把日本推上對外侵略的不歸之路；它使日本成為表面上最西化的亞洲國家，但其民族之魂仍是中世紀的武士精神；它有令人贊嘆高科技和高雅的茶道花道，也產出了諸如切腹自殺、慰安婦、百人斬、神風特攻隊、731細菌戰部隊等等凌虐人性和殘害生靈的反人類的暴虐行徑。進入21世紀，日本的汽車、家電、動漫、壽司甚至AV早已征服世界，但日本精英們的嗜好已經轉向《永遠的零》，涂有731編號的軍機，遍布南洋的日軍遺骨……。這樣一個民族可敬、可嘆，也很可怕。

有時我會問，中日交流數千年，日本從中國傳承了無數文化元素，為何沒有學到儒學的中庸之道和道教的無為而無不為？為何日本在近代壞事好事都要做絕？為何日本必須在“正常”與“不正常”之間進行零和式的抉擇？難道僅僅可以與別國使用武力就可以成為“正常國家”嗎？

日本特有的神道，也許有助于解析日本的國家行為。神道作為日本的國教，并不具有任何善惡、好壞、對錯的道德成分。神道的教義中更多的是體現了某種對自然的崇拜，以及對人與社會環境的無休止的“凈化”過程。⁴神道的這種“價值中立”，也許是它并不具有“普世”價值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對于遍布世界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世俗的孔教，日本本土以外鮮有神社，除了在日本僑民集中的巴西和夏威夷，以及殖民時期的朝鮮和臺灣以外。可以說，日本幾乎出口所有商品，唯獨宗教例外。

日本神道中的這種“無德無道”的內核，還可以解釋為何日本軍人戰時對他國人民和戰俘的殺戮無度的行為、以及戰后的集體健忘癥。在這個意義上，廣島和長崎與其說是日本和平主義的象征和保證，還不如說是日本近代反文明反理性反人類的恥辱柱。由于行宗世森之流的偷梁換柱和欺世惑眾，其存在已經使絕大多數日本人忘記了日本作為戰爭始作俑者的不可推卸的責任，儼然以受害者的身份招搖過市。美國著名電影導演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2013年8月6日在廣島紀念儀式上，痛斥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在歷史問題上的虛偽和無恥，⁵ 足以喚醒仍然對日本抱有期待和善意的人們。

也是由于神道“價值中立”的原因，日本的國家行為中缺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我約束的道德根基，卻帶有很大的模仿性、隨意性和投機性。對此，本尼迪克特在她1946年的《菊花與刀》一書的結尾處對日本有如下預測：

日本的行為動機是隨情況而定的，如果形勢允許，日本將在和平的世界中尋找其位置；如果不是這樣，它將在一個組成武裝陣營的世界上尋找其位置。

眼下日本人把軍國主義視為己熄滅的光。他們將拭目以待，看他在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中是否也已熄滅。倘若沒有，日本恐怕會重新燃起其好戰的熱情，并表明日本將能夠大顯身手。……⁶

近代以前，日本攝于中國的軟硬實力而不敢在東亞輕舉妄動；歐洲列強稱霸后日本脫亞入歐，視侵略和傷害為天經地義；二戰后美國崛起成為超強，日本又脫亞入美，間接支持幾乎美國所有的對外用兵。日本從美國的海外戰爭中，尤其是朝戰和越戰，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然而日本特殊的思維方式卻得出另一種結論。在一次會議上，一位日本學者對我說，美國也沒有資格批評日本二戰期間的政策，看看美國在越南、伊拉克殺死多少無辜？! 如此為日本的二戰暴行開脫，我無語了。但在《二戰紀念日之終結》一文中，我反問道：

即使日本迷戀西方化， 拋棄自己的亞洲身份，日本還得具體決定到底要加入哪一個“西方”：是歐洲國家更世俗化、自由化、更具和平主義那種西方，還是像美國那樣更保守、宗教色彩更濃厚、且動輒訴諸武力的西方？

人們還要問，近代以來的日本為何總是將國際關系中最野蠻的行為視為楷模？為何不向更為文明的行為看齊？不錯，國際社會仍然通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35年前中國加入現行的國際體制，“與狼共舞”，但并不必非要變成“狼”。國際“叢林”中不僅有“狼”，也有無數“食草”族，況且“狼”也可變成無害的“犬”。如今中國已經使數億人脫貧，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這一切，既不通過殖民擴張，也未對外頻頻用兵；既未結盟，也沒有把軍力遍布世界，更沒有駐軍日本。這樣一個中國，為何日本如此敵視？！是不是中國真正的和平主義反襯了日本虛偽表象? ！退一萬步，既便美國戰后有錯，但并不等于日本當年就對了；何況美國并沒有教唆日本去南京屠城，更不會“邀請”山本五十六的特遣艦隊去轟炸珍珠港。這些都是日本自己的決定，日本對此有無可推卸的責任。歷史是公正的，也是無情的。面對白紙黑字、如山鐵證，日本武士一直引以為豪的廉恥感和責任心又當何在！？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已經做出選擇，決心拋棄美國強加給日本的和平憲法，擁抱那個久違的、誘人的、68年前被迫放棄的“正常”日本。而日本一旦做出這一“零和”式的抉擇，便很難改弦更張。

二戰結束70周年在即，讓我們拭目以待。

1 Yu Bin, “The Anniversary Elegy,” Asia Times, August 16, 2005, www.atimes.com/atimes/China/GH16Ad07.html.

2 Ashes & Light: Auschwitz to Hiroshima, Interfaith Pilgrimage for Peace and Life,” 見 http://teeksaphoto.org/Archive/Exhibits/95PilgrF/AshesLightPDFs/00Cover_Contents_Foreword.pdf。

3 [美] 蘿絲?本尼迪克特，《菊花與刀——日本文化的諸模式》，孫志民 馬小鶴  朱理勝譯，九州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第3頁。

4 見”Shinto Thought and Practice,”  http://sunsite.berkeley.edu/jhti/shinto/part1.html; Peter Moody,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Japan (Wadsworth, 1995), pp. 68-69.

5 http://v.huanqiu.com/observation/2013-08/4238391.html.

6 本尼迪克特:《菊花與刀》, 第2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