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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7月7日）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78周年，時間已逝，記憶永存。在抗戰爆發多年后的今天，回望這78年來的中日關系，日本的歷史觀是關鍵節點，其形成亦是一個漸進和全方位的過程，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歷史觀的迷失和混亂就已經無可救藥，這甚至包括一些左翼和所謂和平主義者。與此同時，日本官方也不斷以各種方式使日本成為所謂“正常國家”。然而，“對那些否認歷史的人，歷史最終會更為無情。”在這個值得紀念日子里，不妨循著于濱教授的這篇文章，在今天的現實中觸摸中日關系的脈搏。】

今年4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國國會兩院演講。45分鐘里，安倍以不甚流暢的英語，逐字逐句宣讀講稿。從早年留美，到以首相身份受到的種種款待；從美日二戰不共戴天，到戰后的“心靈”之交，安倍精心準備的演講，勾畫出一幅美日親善、地久天長的美麗畫面。說到對二戰期間死去的“所有美國亡魂”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永恒的哀悼”之時，安倍似有真情流露，兩院議員則起立鼓掌，對這位首次在美國國會兩院演講的日本首相所予以的敬意，在美國國會史上極為罕見。

安倍玩“二人轉”

然而華麗的演講辭藻的背后，安倍對二戰的“反省”不僅避重就輕，舍近求遠，更刻意掩蓋和曲解日本的侵略歷史。演講中，安倍提到兩位使他引以為自豪的日本人的名字。一位是他的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1957-1960），另一位是1945年硫磺島之戰日軍總指揮、帝國陸軍大將栗林忠道。

作為日本第57界首相的岸信介，1957年6月曾受邀在美國國會演講，安倍對此深感“榮幸”。然而安倍有意忽略的是，同一個岸信介，也是不折不扣的戰犯。早在三十年代初，岸信介就與日本戰時最后一任首相東條英機成為至交，并擔任“滿洲國”工業部長，是掠奪中國資源、壓榨中國勞工的罪魁禍首之一。從1941年直至日本戰敗，岸信介在戰時內閣中擔任軍備大臣（Minister of Munition），雙手沾滿包括美國人在內的無數死難者的鮮血。美軍占領期間，岸信介曾被美軍以“甲級戰犯嫌疑”的罪名被捕。1947年，美軍基于冷戰的需要，開始在日本扶持右翼，岸信介于1948年12月被釋放出獄，此后再未受到起訴，且官運亨通，直至擔任首相。在任期間，保守色彩極強的岸信介在日本眾議院強行通過美日安保條約，強化對臺關系，反對改善對華關系。作為岸信介外孫的安倍，顯然繼承了祖輩的政治基因，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岸信介（左一）1948年12月24日被美軍釋放后在其兄弟佐藤榮作家中。佐藤當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后來三次出任首相。

對于陸軍大將栗林忠道，安倍似乎更為崇敬。為此，安倍在演講中提醒聽眾，栗林忠道的外孫、現任日本議員新藤義孝就在聽眾席就坐，還說“我們直到今天還記得他（栗林忠道）的勇氣。” 在日本軍事史上，栗林忠道以能文能武著稱：二十年代初以第二名的優異成績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獲得天皇御賜軍刀。1928年后出任日本駐美武官，1945年硫磺島之戰，栗林忠道以全新的防御戰法，使登島美軍遭受巨大傷亡（美軍6,821人亡, 19,200人傷），這是美軍在對日島嶼爭奪戰中唯一一次傷亡超過日軍的戰役。美軍原本計劃5天攻下硫磺島，結果花了36天才完成。栗林忠道本人戰死，但在1967年被追授一等旭日大勛章，并為美國戰史研究者予以高度評價。

栗林忠道

安倍在國會演講中抬出栗林忠道，不僅迎合了美國職業軍人和普通民眾對日本武士傳統的迷戀和崇敬之心，也以此抹平了侵略和反侵略戰爭之間的界限，以及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然而栗林忠道的“勇氣”，不僅表現在他在硫磺島之戰中所表現的“玉碎”精神，其職業生涯中也包括對華侵略戰爭中對平民和戰俘的暴行。1941年9月，栗林所任參謀長的日本陸軍第23師團參加了進攻英屬殖民地香港的戰役。經過18天戰斗，迫使英軍投降，而隨之而來的，卻是日軍對英軍戰俘、傷員和平民的肆意虐殺和凌辱。其中包括以刺刀挑殺香港圣斯蒂芬學院（St. Stephen’s College）里近百名英國傷病員，而英籍和中國女性醫護人員多被奸殺。不僅如此，日軍在整個香港的暴行累累，據加拿大學者查爾斯·羅蘭（Charles Roland）的考證，僅僅據不完全的統計，日軍在香港就強奸了上萬名女性，而這很可能僅僅是冰山一角。¹可以說，如果栗林忠道不是戰死，就以日軍在香港的暴行，也逃脫不了東京審判，在硫磺島死傷慘重的美軍會更不會善待栗林。

日本式“反省”：選擇性遺忘

安倍對美國二戰亡靈“深深懺悔（deep repentance）”的同時，對大日本帝國加害最為深重的亞洲人民卻是惜字如金，一筆帶過（僅僅說“我們的行為使亞洲國家的人們飽經苦難”），既不具體，亦無誠意，更不道歉，只是籠統地表示“支持歷任首相在這方面所表達的觀點”。殊不知，歷屆日本首相對日本戰爭行為的表述多為淡化甚至美化，罕有真誠悔過之君。不知安倍繼承的是哪位首相的何種觀點。

在慰安婦問題上，安倍也是大而化之，泛泛談及“武裝沖突使女性成為最大的受害者”。然而人們無法得知的是，安倍所言之女性，是否包括在日本本土那些為從軍的男性們料理家務、制造武器和加入各種準軍事組織的日本女性？而這些日本女性與其說是受害者，不如說是日軍在他國胡作非為的幫兇！美國學者蓋瑞（Sheldon Garon）曾研究兩次大戰期間的日本社會，發現包括傳統上屬于左派的日本社會團體——如作家團體、教師團體和女性團體——都全力投入了舉國一致的戰時體制。²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剛剛出版的日本學者吉見義明的《草根法西斯主義：日本民眾的戰時經歷》（英文版）一書，更為詳細的記述了普通日本人是如何為日本的法西斯體制和侵略政策義無反顧、盡心盡力。³戰時日本民眾對軍國-法西斯主義的盲從，與第三帝國時期普通德國人對希特勒政權的頂禮膜拜毫無二致，甚至有過之而不及。對于后者，美國學者戈登海格在其1996年的《希特勒的死心塌地的劊子手：普通德國人與大屠殺》一書中有詳細描述。⁴國人后來的所謂“廣大日本人民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之說，其實是中方的一廂情愿，至少這是一個應進一步探討的議題。如今，日本已經舉國右傾，被徹底洗腦的戰后幾代日本人，已成為安倍等右翼精英擺脫戰后體制的強大社會基礎，對此，安倍此次訪美的日方隨行人員中，不時流露出難以掩飾的喜悅。如今，要日本為加害亞洲人民中最為“輕微”的慰安婦問題道歉都辦不到，要日本就南京大屠殺、731細菌戰、重慶大轟炸、以及日本侵華14年中造成的3500萬人傷亡的反人類暴行認罪，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其實，日本歷史觀的錯亂，既非始于今日，也不是右翼的專利，而是一個漸進和全方位的過程。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歷史觀的迷失和混亂就已經無可救藥，這甚至包括一些左翼和所謂和平主義者。與此同時，日本官方也不斷以各種方式使日本成為所謂“正常國家”，言外之意是，日本作為一個受憲法制約而不能對外使用武力的“和平主義”國家是不正常的。筆者的這一結論，是基于九十年代二戰結束50周年前后對兩位日本人言行的觀察（見后《兩個日本人和“二戰紀念之終結”論],”《外交觀察》網站，2014年1月15日，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9554）。

對與安倍美國之行中對日本侵略史的敷衍和粉飾，美國一個二戰老兵組織的代表簡·湯普森借用安倍演講中 “歷史無情（History is harsh）” 一句話告誡說：“對那些否認歷史的人，歷史最終會更為無情 (History is ultimately harsher to those that deny it)”。⁵

1 Charles Roland, “Massacre and Rape in Hong Kong: Two Case Studies Involving Medical Personnel and Patien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2(I), 1997， pp. 43-61

2 Sheldon Garon, “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war Japan,” in Merle Goldman & Andrew Gordon, ed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5-82.

3 Yoshimi Yoshiaki, Grassroots Fascism: The War Experience of the Japanese Peop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rch 2015).

4 Daniel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6).

5 Matthew Pennington, “Japanese leader offers ‘deep remorse’ for war,” Associate Press, April 29, 2015.

（原載北京《外交觀察》，2004年1月14日)

八年前二戰結束60周年時，日本還是小泉時期，中國就有網民把小泉列為“最想揍的人”。姑且不談網民的義憤是否理性，但右翼在日本泛濫成災已是不爭的事實。當時為《亞洲時報》英文版撰文，預言東亞此后不會再有真正意義的二戰紀念(中文版見 http://www.faobserver.com/NewsInfo.aspx?id=9554)。¹如今小泉弟子安倍當政，日本右翼已經翻天，政客參拜如過江之鯉，“自衛隊”已成國防軍，拋棄“和平憲法”這塊遮羞布只是時間和程序問題，中韓關閉對日首腦外交大門，各方都在備戰，筆者當年的擔憂和預測如今不幸言中。東亞幸許不會馬上陷入戰火，但和平已漸行漸遠。

然而真正使筆者感到震撼的，欲是1995年二戰結束50周年時“偶遇”的日本和尚行宗世森(Gyoshu Sasamori)和自衛隊海軍少將久間太田(Fumio Ota)，他們使我在以后10年里（1995-2005）更為關注這個似亞非亞、亦西亦東、能文善武的國度，尤其是它在近代經歷的在戰與和、生與死之間不同尋常的機械性和排他性的歷史“選擇”，而它每次“改弦更張”都會有改天換地的效果。

1995年，筆者當時正在夏威夷檀香山市的“東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做訪問學者。“8.15”二戰結束50周年當天，一份本地報紙用大半個版面，詳細報道了日本著名和平運動宗教領袖行宗世森和尚發起的“廢墟與光明——從奧茨威辛到廣島、為和平與生命之跨宗教圣旅”的火炬接力。²行宗和尚的火炬接力歷時8個月，行程16,000公里，穿越18個國家：波蘭、捷克、塞爾維亞、匈牙利、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伊拉克、印度、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越南、菲律賓、日本，唯獨沒有遭受日軍暴虐最為深重的中國，也沒有被日本殖民半個世紀的朝鮮半島和中國臺灣。行宗的“行蹤”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把沒有任何因果關系的納粹“最終解決”猶太人的大屠殺，與受到美國原子彈轟炸的廣島相提并論；并在二戰結束五十周年的1995年，用整整8個月的時間，日復一日地提醒世人，是誰在半個世紀前把奧斯維辛和廣島變成了人間地獄，是誰把無辜的受害者化為灰燼。行宗的邏輯無非是：猶太人和日本人是二戰的受害者，而納粹和美國則是加害者。

然而行宗有意無意“省略”的，恰恰是日本遭受核報復的真正原因，即日本在20世紀上半葉對亞洲國家無休止的征戰，最終與西方列強碰撞，引發了4年的太平洋戰爭。而每次戰爭的升級和擴大，都由日本挑起，從1931年的9/18，1937年的盧溝橋和南京大屠殺，到1941年的珍珠港。日軍鐵蹄所到之處，殺戮無度，受害者是廣島長崎傷亡人數的數百倍（廣島和長崎的因核爆而直接死亡人數各為8萬左右）。而這一切，在行宗和尚精心安排的火炬接力中，沒有一絲一毫的痕跡。難怪日本絕大多數民眾如今只知廣島長崎，卻不知為何如此。此前我一直認為，像行宗和尚這樣的知名和平主義大師，至少應該不同于肆意閹割歷史、漂白罪行是日本右翼；如今日本“和平人士”也如此奸虐歷史，顛倒邏輯，是我始料不及的。比之日本右翼赤裸裸的宣傳，此類打著和平旗號的日本人士的歷史觀更有欺騙性，更為荒唐，也更為危險。

我們的旅途始于二戰最為慘絕人寰的地方，這里是人類的屠場。我們止步之地是原子彈第一次殺戮人類的地方……
——行宗世森法師

日本佛門人士對歷史的解釋如此離譜，那么真正掌權的日本人又會如何看待那段連日本和尚都刻意繞過的歷史呢？一年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似乎找到了答案。1996年9月在斯坦福大學一個有關東亞安全的會議上，日本駐美海軍武官海軍少將久間太田(Fumio Ota)出席，成為會上最引人注目的人。因為他在會議期間總是身著日本海上自衛隊白色軍服，加上耀眼的軍銜和各類榮譽標志，十分扎眼。與會者中不乏現役的美軍和韓國軍界人士, 如韓國駐美武官金善圭（Kim Seon-Kyu）少將，但都身著便服，不刻意張揚自己的軍方背景，這也是各類國際關系學術研討會約定俗成的慣例。會上久間太田將軍寡言少語，但會下是大忙人。每次休會，久間太田都提著衣袋匆匆離場，在洗手間換上便裝，再和其他與會者一起茶歇或用餐；完后再換回軍服，回到會場。幾天會議下來，久間太田將軍猶如走臺模特一般，不厭其煩地更換服裝，但又十分“敬業”，不放過任何表現白色軍服魅力的場合。

對于久間太田少將如此關注服飾的行為，我在會上終于抓住一個機會發問（當然也是表達觀點）：“久間太田將軍如此戎裝出場，是個人的選擇還是日本政府的旨意？是不是要世界其他國家‘適應’日本自衛隊的存在?”   久間太田猶豫片刻回答說，這是他個人的決定。久間太田回答時很不自在，也許知道自己在撒謊。因為從90年代起，自衛隊“走出國門”就成了日本政府的目標，只是苦于沒有更多的機會，所以對普通的學術會議也抓住不放，讓自衛隊官員不失時機地頻頻亮相。幾年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本來跟亞洲的日本沒有關系，自衛隊也非要給美國軍艦加油送水；無非是先“打下手”，最終實現與美軍“并肩作戰”，平起平坐。

久間太田海軍少將（后排著白色軍服者）1998年9月21日陪同日本防衛廳長官額賀福志郎（Fukisiro Nukaga）（左二）訪問美國國防部。右一位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科恩。久間太田稍早些時候在與額賀福志郎乘車進入五角大樓時，撞上鐵質路障，左眼受傷。（法新社文圖）

兩位日本人，一個和尚，一個軍人；一個自稱和平主義者，一位是政府雇員。一個要世人忘記那段歷史，一個要人們習慣一個面向未來、有軍事色彩或“正常”的日本。他們各自在日本國內不同的政治標簽，其實都已經不重要了。但對飽受日軍凌辱的東亞（他們當中包括我的父輩），行宗的歷史觀和久間太田的軍服秀，實際上已經預示日本以“回到過去”的方式奔向未來。也許好萊塢電影《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對日本的政治走向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描述。此后10年里，日本加大力度修改教科書，不斷擴展其《防務大綱》的覆蓋范圍，在否認侵略歷史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到2005年二戰結束60周年時，東亞的各種紀念活動其實已經是各說各話了。如今，不管是曇花一現的民主黨，還是卷土重來的自民黨，無論要恢復昔日的“光榮”，還是追求未來的“夢想”，都必須沖淡、繞過、擺脫或最終拋棄戰后美國強加給日本的、“反常”的和平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