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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瘧疾也曾經是傳播率極高的傳染病，新中國剛成立時，每年有3000萬瘧疾感染病例，死亡率約為1%；1970年，瘧疾感染病例仍有2000萬以上；但到了1980年后，中國的瘧疾感染率開始大幅度降低，進入消除階段。

1971年 ，中國藥學家屠呦呦提取獲得了青蒿素，成為繼乙氨嘧啶、氯喹、伯喹之后最有效的抗瘧特效藥，并憑借這項成就獲得了2015年的諾貝爾醫學獎。也是在這一年，中國本地感染的瘧疾病例數減少至只有40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當一個國家能證明連續三年無本地獲得的瘧疾病例，且建立起完善的瘧疾響應機制時，便能獲得世衛組織所頒發的“瘧疾消除認證”。

中國的瘧疾消除工作從2010年以后開始展開，從中摸索出“1、3、7”的工作模式——也就是一天內通過網絡報告、三天內病例核實和確診、七天內開展針對性處置措施。周曉農和他的同事們前往坦桑尼亞前，計劃中是把“1、3、7”模式，結合世界衛生組織的T3模式（Test檢測、Treatment治療，Track追蹤），在坦桑尼亞進行試點。

坦桑尼亞的瘧疾傳播情況和中國有著許多相似和不同。不同的是，在非洲瘧疾主要由惡性瘧原蟲造成，而世界其他地區的瘧疾主要由間日瘧原蟲造成，前者更為兇險。

獲得了當地官員的首肯，中國疾控中心的工作才剛剛進入挑戰階段。中國的“1、3、7”是建立在信息電子化基礎之上，但坦桑尼亞許多村落連用電都還未普及——2016年以前，中英坦瘧疾防控試點地區的所有疑似和確診病例都是以紙張記錄，直到后來才有了手機app的介入。

墻壁上的科普海報，用斯瓦西里語提示“不是所有發燒都是瘧疾”  圖源：界面

中國疾控中心在坦桑尼亞一個重要的調整，是把“1、3、7”模式轉變為以社區為基礎進行快速篩查和治療的“1、7”模式。

“我們雇傭了當地社區的一批衛生員，每周同我們在社區里開展快速篩查工作，一旦發現病人就及時進行治療，原則上既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T3，也同我們中國的“1、3、7”的工作模式相近。”周曉農說。

而中國疾控中心和伊法卡拉衛生研究所的合作也是在不斷的分歧和協調中推進。文化差異也是需要磨合其中一件事，在非洲，時間觀念很是淡薄，說好8點開會，到了12點才開始。在英語里還有African Time一說，來形容非洲人對時間的漫不經心。然而讓王多全感到幸運的是，不到兩個月，雙方就建立起全新的信任來，“說9點鐘開始，甚至8：55車子就過來接。”

在當地，不通電是常事，蚊蠅烏泱烏泱而至。但挑戰中國人的還有當地的氣候，坦桑尼亞每年有兩個雨季，遇到高溫的季節，在戶外連續工作很容易中暑。

伊法卡拉衛生研究所除了是中國疾控中心合作者，也是他們在本地的“向導”。為了讓當地人接受中英坦瘧疾項目，建立起參與意識，中國疾控中心和伊法卡拉衛生研究所想過一些動員的辦法，比如舉辦當地人都喜愛的足球賽；找的衛生員也都是當地的農民，當不需要種地的時候，便穿上粉色的統一服裝，在村落里巡查、普及知識。

“我們像一個大腦，和中國來的衛生工作者交換我們的想法，告訴他們坦桑尼亞的方式應該是怎樣的。”伊法卡拉衛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Prosper Chaki說。和中國人待了三年，去了不下五六次中國，Chaki甚至能說一些簡單的中文詞匯。

早在中國人到來之前，坦桑尼亞政府和其它國際組織也在盡所能地降低瘧疾感染率，預防是第一位。除了噴灑藥物，當地政府也給每戶家庭分發至多兩床的長效藥物蚊帳。所謂的長效藥物蚊帳，是在普通蚊帳上加入擬除蟲菊酯類殺蟲劑。

王多全和他的組員來到魯非吉地區之后，也會對蚊帳的覆蓋、配送和使用做宣傳和督導工作。預防的成本總比治療要低，但長效藥物蚊帳只能洗20水，之后便會失去藥性。然而坦桑尼亞政府只會免費配送一次，每床長效藥物蚊帳的售價在10美元左右，超出當地村民的負擔。不過中國疾控中心到來之后，這個難題在一定程度得到解決。

“每年當地大概有10%至15%的蚊帳破了，我們會對破損蚊帳的替換項目給予一些必要補給、補充。”王多全說。在此之前，試點地區的長效藥物蚊帳覆蓋率76%，但2016年9月以后，長效藥物蚊帳的覆蓋率上升為88%。

試點地區的Mohoro村，當地婦女Wanabi有一對年幼的子女，長效藥物蚊帳有效的保護了孩子，一雙兒女 至今沒有感染過瘧疾  圖源：界面

Wanabi家的蚊帳  圖源：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