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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國還提前制定了退坡計劃，從2018年開始就實施補貼退坡，現在退的基本上都沒了，只有一些地方政府還在補貼，中央已經不補了。電動車的產業政策就特別成功。

技術創新：不要言必稱AI 應多點開花

觀察者網：2024《政府工作報告》還講到，增強原始創新能力，加強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研究；同時提出要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營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您曾經在一篇短文中指出，中國的創新模式既要看美國模式，也要看德國模式，就是既鼓勵0-1的顛覆式創新，又要鼓勵研發1-N的中間技術研發。二者結合，是否可以理解，在中美技術競爭的背景下，我們既要做顛覆性的創新，也要堅持拿來主義，二者并行不悖？

姚洋：沒錯！因為特別是現在，美國在最頂尖的領域比如AI領域仍是領先的。去年大家熱議ChatGPT，最近又推出了文本描述生成視頻的人工智能模型SORA，可見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迭代的速度是特別快的。

姚洋：無需言必稱AI，科技創新應多點開花。圖為Sora視頻樣片截圖

這就是0-1的創新，現在我們全社會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上面去了，我是覺得沒有必要。說句不好聽的，別老去嫉妒美國。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美國不可能再去搞中等技術的創新，因為美國的產業都空心化了。所以美國只能越搞越尖端，當第一，美國人很累的。我們中國還可以像日本和德國一樣，繼續搞1-N的創新，每個領域的前景都還很廣闊，還有很多可做的事情。當然，中國比德國和日本都大很多，雄心也高，我們也要努力攻關顛覆性技術。

但現在大家老是說0-1的創新，搞得企業家心里發毛，認為不追趕技術前沿，就好像沒啥好做了。于是，我們的企業家就會一窩蜂地往這個領域涌。

地方政府更猛，要投就投AI、新能源，反正都是要最尖端的。最終的結果就是這個行業扎堆投資，造成資源的浪費。地方上專心把本地的優勢產業做大做強不行嗎？這種趕時髦式的扎堆投資風氣并不好，我認為還是得讓我們的企業靜下心來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創新。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的工業防火涂料，美國人在這個領域做得很好，我們為什么還去做？因為我們要打破美國企業的壟斷，這樣成本就降下來了。這種事情我們也可以做。

對政府官員而言，坐在辦公室能想到防火材料是一個好行業嗎？防火材料其實是個巨大的產業，建筑等很多領域都缺不了它。與之相關聯，還可以向防腐材料延伸，應用范圍也很廣泛，如果企業能做得好，可能公司市值能上千億。

這不是0-1的創新，這實際上是進口替代，連1-N都是談不上，但仍然很重要。所以我主張，我們的創新要多方面、多點開花。

高校創新人才激勵瓶頸待解

觀察者網：與創新強國策略相關的是人才強國戰略。這個方面大家討論比較多的是，我們目前面臨人口負增長、人口老齡化，以及所謂的人口紅利消失。那么您覺得從長遠來看，什么樣的人才強國戰略，才能夠服務于我們的高質量發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目標？

姚洋：我覺得制度環境還是第一位的。我剛剛說了，我們的基礎教育對于我們孩子的創新是有抑制的。為什么這些人一出國，創新能力能夠發揮出來，創新環境是很重要的。

所謂科技創新的集體攻關，我可以肯定地說，是不存在的。我認為創新、特別是基礎領域的創新，還是需要強調帶頭人的作用。一個團隊怎么去創新是帶頭人決定的，是項目牽頭人PI（principal investigator）來決定團隊的研究項目和方向。

現在老有人批評我們的院士壟斷資源，是“學霸”，這是不懂科研規律的說法。全世界都這樣，權威的科研人員或者院士已經七、八十歲了，他們當然不會親自下場去做實驗，這樣做是人才的浪費。牽頭人的綜合能力一定是最高的，包括人際交往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和學術綜合水平等等，他們帶團隊來做技術攻關，他們的想法最重要，如果他一個決策錯了，整個團隊就錯了，幾千萬科研經費就浪費了。

所以，即使是一個團隊，其科研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還是取決于帶頭的PI，所以科研仍然是一個個體的活動。既然是個體活動，制度就要有相應的變化，因為我們的制度仍然是向集體攻關傾斜的。在這方面，我們的體制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創新、特別是基礎領域的創新，需要強調帶頭人的作用。圖為植物發育生物學專家楊維才院士和他的學生們在一起。

我們一直在強調產學研相結合，但一直沒做好。對科研成果中的個人貢獻怎么確定，還沒有明確的說法。在這方面我在美國的母校——威斯康辛大學就做得很好，這所學校開辦了很多衍生企業。

威斯康辛大學有一套成型的辦法去鼓勵教授們出去辦企業或出讓自己的專利，最后學校得利，教授個人也得利。在《拜杜法案》出臺之前，美國是不允許像威斯康星大學這樣的公立學校的研究人員，去享受學校實驗室科研成果轉化后的商業利益的，當時推行的是“誰出資誰收益”的政策。1978年美國通過《拜杜法案》，規定高校享有獨占性專利許可，而發明人有權分享專利許可收入，這就大大地激勵了高校科研人員參與創新以及成果轉化的熱情，也對美國后來在科技領域的突飛猛進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我們要打造科技強國，如何推動產學研結合，促進基礎研究和創新技術的落地，也需要補齊相關法律法規方面的配套措施。

觀察者網：所以說人才激勵和我們的科技強國戰略是要共同推進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到了要實施更加積極開放有效的人才政策，要推進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臺建設，促進人才區域合理布局和協調；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 努力培養造就更多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

大家很自然就會想到，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它吸引了成千上萬來自全球的人才，為美國的創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人口眾多，怎么樣的人才戰略是積極、開放、有效的？能夠多吸收全球頂尖人才，為我們打造科技強國、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服務？

姚洋：就國內而言，中國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了。我覺得中央層面就別提打造人才高地了，有些地方已經做過頭了。地方政府明白吸引人才是最合算的，只要他們有錢，為了爭奪人才拿出來的資金都是海量的。

比如說我現在在杭州，杭州給一類人才的住房補貼達到800萬人民幣。到深圳，工資給的都是天價，一個經濟學的博士畢業生就可以給到120萬。

人才高地在哪兒？當然是在有錢的地方。我們的政策在打架，一方面說要讓人才到中西部去，另一方面又說要打造人才高地，這是互相矛盾的。打造人才高地，就是鼓勵地方上爭奪人才。

吸引國外頂尖人才方面，我們倒可以做很多事情。首先我們的移民政策還有修改的空間，這句話讀者肯定不愛聽。2021年，我們的移民局曾經推出來華工作外國人的簽證便利化措施，但是時至今日，外國人在華工作簽證只有半年。我覺得最少一年，對于愿意長期在華工作的外國頂尖科技人才，3-5年的簽證才是比較合理的。

特別是在美國遏制中國的當下，美國泛安全化政策泛濫，導致一些科技人才被懷疑、排擠，如果中國能夠乘此機會，吸引他們來中國，也不失為人才戰略的高招。

中國的綠卡是世界上最難拿的，更別說中國的公民身份，每年能入中國籍的人鳳毛麟角。為什么說國外人才來中國很重要？因為不同環境的人才，會帶來一些新的想法，互相補充，這些都是對創新很有利的。

創新有多難，很多時候其實就是起步于一個對話、一次思想碰撞。大家都知道硅谷的創新生態很好，來自全球各地的行業人士，互相交流，貢獻點子，彼此吸收別人的想法，大家都會提高。這個很重要，但是中國，包括深圳還沒形成這樣的創新氛圍。

所以，要吸引頂尖人才打造科技強國，中國的移民政策必須要改，但這個難度太大，因為我們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民眾不理解。因此，需要政府拿出勇氣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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