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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趨勢對中國到底是有利還是不利呢？首先多元化，比如說中國+1，日本這樣的提法，對中國來說面臨一定程度上產業鏈的外移，這個多元化對中國來說是有挑戰的，但是這個“多元化”趨勢并不是單向的外移，比如說原來過度集中在其他國家的，現在也可能多元化到中國一部分。疫情之后，中國的疫情防控相對比較好，我了解到一些外資企業，之前外遷得早的還有后悔的，還有往回遷的，往中國再布局的，也存在這些情況。所以多元化是互有進退，兩個方向都有。

而數字化和綠色化，這兩個方面對中國可能是有利的因素相對更多。比如說中國現在產業鏈的挑戰，主要是前有堵截，比如美國這樣的國家，以及后有追兵，比如印度、越南這樣的國家。我們在推動低碳化、綠色化的過程當中，歐美主流的標準，特別是歐洲已經確定的碳關稅的法案對于發展中國家會有一些豁免，但是這些豁免的對象國家都是很小的島國，比如馬爾代夫這樣的，或者是經濟體量都非常小的。而對于越南和印度這樣的國家，不在豁免之列。碳排放對這些國家的壓力還是比較大的，這對于后面趕超的國家可能會形成新的綠色鴻溝。對于中國來說，我們綠色技術的能力，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還有一定的優勢。

數字化方面也是這樣，數字化可能會改變原來國際投資基于傳統要素稟賦優勢的邏輯。以前的國際投資主要是尋找廉價的勞動力，從資本充裕的地方去找勞動力相結合。但是數字化背景下，我們看到技術或者是資本對于勞動力的替代性在加強，比如說3D打印，或者是人工智能這樣的技術，對于勞動力的替代性在上升，不但可以替代最簡單的勞動力，甚至可以替代一些比較高技能的勞動力。

結合數字化技術替代勞動力的背景，我們還看到一個現象，疫情之后，因為很多主要的經濟體，其國債除以GDP的比例（國債負擔率）遠高于疫情之前。這也意味著疫情之后相當長的時間，全球的利率中樞會偏低，難以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雖然美國要退出QE，但是退出的過程不會特別猛烈，不會像2017年、2018年那時候的節奏，因為美國的國債負擔更加沉重。在利率長期偏低的情況下，這也意味著用資本替代勞動的吸引力更強了，這是一個背景。

而且疫情還會持續，我們暫時沒看到疫情在全世界受到控制，現在還是在反復爆發、蔓延，有新的變異。使用勞動力的時候，雖然勞動力工資有可能下降了，但是使用勞動力的風險在上升。所以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數字化技術發展會受到刺激。再加上綠色低碳的額外約束，這對于后面趕超的印度和越南這樣的國家，壓力其實是比較大的。對于中國來說，更多可能是一個機遇。

越南當地制造業受到疫情的巨大沖擊

4.

中國供應鏈的影響力和脆弱性

下面我們回到正題，看一下中國供應鏈的影響力和脆弱性。

首先看中國的供應鏈在全球的影響力，我們團隊同事崔曉敏博士用前面講的網絡分析方法來觀察。我們看到，按照HS6位碼，全世界出口的中間品有三千多種。這種產品如果只有少數國家能出口，我們就認為這種產品出口中心度是比較高的，屬于比較脆弱的產品。一個國家出口的越多這種高中心度的脆弱產品，它就越有影響力。中國出口的脆弱產品有800多種，美國出口將近900種，我們的數量比美國少一點，但是比其他的國家都多，比德國稍微高一點。中國跟美國單獨比較來看，還是可以比一比的。但是如果畫一個虛線圈，跟中國比較接近的國家，像德國、日本、韓國、英國這樣的國家都在圈當中，跟中國差距也不大。從這個圖上可以看出來，我們應該更多團結中間的這些國家。

第二個是中國的供應鏈脆弱性，我們對中國進口的3000多種中間品做了兩個維度、四個象限的分類。橫軸是進口商品對應的市場集中度，如果中國從很少的國家進口，進口市場集中度就很高，這種產品就比較脆弱。極端情況下，如果只從一個國家進口，集中度就是100%，如果從很多國家進口，這個集中度就比較低。

縱軸是這種產品在全世界的出口中心度有多高，如果出口中心度很高的話，全世界就只有少數國家能出口，這對于中國來說也會比較脆弱。對于中國來說，在這種分類下，最脆弱的產品有62種。這是什么情況呢？也就是說，全世界只有少數國家能出口，同時中國也只能從少數國家來進口。另外一種最安全的，全世界有很多國家出口，同時中國也從很多國家進口，這是最安全的情況。

另外兩種可能不太好理解，我們來講一下，比如說在東南方向的這一類759種商品，這些商品中國從很少的國家進口，所以進口集中度比較高。但是從全世界的出口分布來看，有很多國家都可以出口。為什么我們以前從少數國家來進口呢？因為它可能賣得比較便宜，性價比高、質量比較好。但是如果它不賣給我的話，勉強我替代一下，也可以從別的國家來進口。因為這類產品的全球出口中心度比較低，所以我們就可以轉到其他國家進口。所以，這759種商品短期來看有一定風險，但是可以轉化到其他國家進口，所以也是比較安全的類別。

另外一種商品潛在是有風險的，這些商品有812種，雖然我們的進口集中度比較低，但是全世界的出口中心度比較高，這是什么情況呢？比如全世界總共有100個這種產品的出口，出口中心度很高。如果我們剛開始進口，只進口10個，那你很容易在10個國家之間分散，從10個出口這種產品的國家中各自買1個，這就買了10個。但是如果你買得越來越多，進口的分布就會趨向于跟全球的出口中心度一致，就會向全世界的高出口中心度去靠攏。全世界，如果你買100件，可能有一個國家就生產了60件、70件，你最后買得多，肯定是往這個方向去走，這些商品我們把它叫做潛在卡脖子。即短期內是從很多國家進口，但是如果你買得越來越多，就會買成這個結果——從更多的、集中的幾個賣家手里面買，這是潛在卡脖子的情況。

剛才我也說了，這都是從有貿易流、有統計數據的這些情況來分析的，還有一些沒有統計數據的，我們就要結合出口制裁、管制的清單，包括美國那邊的，跟全世界其他國家的一些貿易再來做比較分析，所以這是一個維度。

5.

國家產業鏈的悖論：關于產業鏈的安全與效率

剛才我們對中國做了體檢，看了中國在全世界產業鏈當中的影響力和脆弱性。同時，我們對十個最主要的發達國家也都做了類似的體檢，我們看到一個結果：各個國家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往往也是脆弱度最高的產業。比如，我們知道美國、日本、韓國競爭力很強的行業是電氣-電子設備，德國、英國、意大利、法國的機械設備是這些國家最強的行業。但是這些國家上述行業的脆弱度，恰恰都是排在很靠前的位置。美國最脆弱的行業恰恰是電子電氣，日本也是，德國的機械設備也是最脆弱的行業。

我們發現，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它在全世界最有競爭力的行業，往往其脆弱度也非常高。所以我們提出這樣一個悖論，或者說假說——一個國家它的這個產業鏈要在全世界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這是我們希望得到的結果；同時我們也希望這個國家它的這個產業鏈是完全安全的。怎么定義安全？極端的情況就是不需要進口，或者是進口很少，就能自給自足，這是最安全了。但是我們的研究發現，這兩者是難以同時兼得的，所以我們把這個稱為國家產業鏈悖論，或者是假說，因為還有待進一步論證。不過從這十個發達國家的例子來看，最有競爭力的行業往往也是很脆弱的、對外依賴度比較強的行業。

那中國是不是也面臨類似的悖論呢？我們又做了一個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技術密集型行業跟前面產業鏈悖論上一致的。從邏輯上來看，為什么會有這個結果？其實是比較好解釋的，從亞當斯密的傳統開始就講分工，分工是經濟增長很重要的一個渠道，也是技術進步很重要的渠道，如果沒有分工，什么事情都靠一個人來做，這個繡花針一天都做不出來幾枚。如果分工，幾十個人的廠子，人均產出提高，一天就能生產幾千枚繡花針。所以分工會帶來技術進步、效率提高。但分工也會帶來互相的依賴，國與國之間的分工更加是這樣。所以我們會看到，美國的電氣-電子設備這個行業在全世界很有競爭力，同時也是脆弱度最高的行業，也高度依賴于進口。

接下來國家產業鏈的悖論怎么解決？有兩種方式可以緩解產業鏈的悖論。第一個方式是斷供能力，可以用價格彈性來體現。或者說，同樣這個產品，如果價格上升了你的需求也不會減少太多，說明你非常需要。這就是買方非常依賴于賣方。而反過來你賣的東西，我可以到別人那里買到。這時候雙方依賴關系是不對稱的。實際上我們數據獲得當中，價格彈性并不能直接獲得，但我們可以拿到分行業的貿易彈性，這可以作為替代指標。如果你有定價權的話，肯定是這個商品的技術壟斷能力比較強。所以就在原來進口（數量占比）依賴度的基礎上，再加上斷供能力、或者是貿易彈性，這個就更好了。

另外一個維度，還加上政治關系。美國為什么敢把自己的最有優勢的產業鏈條，還做成對外依賴度這么高的狀態呢？我們可以看到，歐盟、英國加上日本、韓國這些盟國范圍內，美國進口的中間品3000多種，就已經能覆蓋90%以上，所以美國可以把自己的產業鏈脆弱性抓在自己的盟國手里面，因為政治關系是比較可靠的。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我們同事蘇慶義在這方面也寫了論文，發表在《國際政治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