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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中國是否意識到自己的軍事力量在亞洲和其他地區的形象是什么樣子嗎？

吳士存：首先要說明一點，一國的軍事力量伴隨著其綜合國力的提升、對外貿易的增長和人員對外交流的增多而相應發展，是普遍的國際實踐和歷史的必然。看看歷史先后出現的英、德、日、美以及蘇聯等幾個大國，沒有一個例外。中國目前作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一大對外貿易國和游客輸出國（2019年約3億人次），軍事力量有一定的提升是無可非議的。

國際上對中國軍力的發展反應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西方國家根據自身發展的邏輯，將“國強必霸”的帽子戴到中國頭上，夸大其詞、故意渲染中國軍力，認為中國軍力發展必然導致對外擴張。另一種是不適應或難以接受中國的崛起和軍力發展，并由此產生的恐懼心理和過度解讀。在我看來，這兩種情況還會繼續下去，我們也不能奢望有一天整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軍力發展喊好或感到欣喜。

記者：中國對美國和法國在南海的航行有何看法？

吳士存：對美國在南海針對中國的航行自由行動，中國的態度很明確，即：反對。美國打著“航行自由”的旗號，在南海奉行“炮艦外交”手法，這不僅無助于南海的和平穩定，也是對中國南海權利主張和國家安全利益的挑釁。需要指出的是，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倘若一味追隨美國，和美國一樣也來挑戰中國的南海權利和主張，只會加劇海上緊張局勢并給中歐關系帶來負面影響，中國是不會歡迎的。

記者：您覺得從什么時候開始中國變成了對美國的威脅了？

吳士存：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沒有也不可能構成對美國的威脅。所謂“中國威脅論”是美國人為憑空捏造出來的，特別是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美國國內新保守主義開始熱衷炒作“中國威脅論”，試圖把中國確定為新的戰略競爭對手。在中美綜合實力對比差距不斷縮小的背景下，美國版的“中國威脅論”“中國修正主義”等論調再度甚囂塵上。

回望美國建國以來的發展史，也就對此見怪不怪了。美國獨立戰爭以來的發展史證明，美國是一個不習慣沒有對手的國度。美國建國200多年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塑造或尋找對手”和“打敗對手”的擴張稱霸史。

2021年4月，美國情報機構負責人在國會聽證會上警告“中國的威脅無與倫比”，包括中國的“地區侵略性、網絡能力和經濟影響力”  視頻截圖

記者：中國對美國在臺灣問題和事務的處理怎么看？

吳士存：臺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上始終把遵循“一個中國”的政策放在首位，沒有任何妥協和回旋余地。臺灣問題也是中美關系中的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回顧中美建交以來的歷史，凡是中美關系好的時候，基本上也是美國遵循“一個中國”政策沒有偏差的時候。凡中美關系遭遇曲折或出現倒退的時候，大都是因為美國違背了“一個中國”的承諾。

從特朗普到拜登，美國在違背“一個中國”承諾上已經越走越遠。例如，《臺灣旅行法》《亞洲再保障倡議法》、《臺灣保證法案》《臺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中的有關條款，還有一些國務院取消美臺官員交往限制的行政命令及美高官訪問臺灣的舉動，都導致了“一中政策”名存實亡。事實上，美國的“一個中國”“保持現狀”到現在的“放縱臺獨”“觸碰紅線”，都是服務于美國自身的戰略需要，以及牽制中國崛起的戰略目標。

記者：中國對拜登政府重啟四方安全對話怎么看？

吳士存：特朗普時期建立的四方對話機制或“印太戰略”，是針對中國量身定制的一個安全“同盟”。其目的是遏制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抵消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印度洋方向的影響，并從南部方向圍堵中國海上力量走向大洋。拜登就任總統后，在很多國際問題的處理上采取了“去特朗普化”的作法，在處理對華關系上也出現了一些微調，但在“四國安全合作機制”上反而出現了強化和加快落實步伐的趨勢，并出現了成員擴大化、機制北約化，以及覆蓋范圍延伸至南海的苗頭。四方機制現階段可能會給中國的周邊穩定、南海安全和“一帶一路”推進帶來負面影響，但從長遠來看，它阻擋不了中國前進的腳步，也成不了亞洲版的“小北約”。

記者：您覺得“修昔底德陷阱”存在嗎？

吳士存：這是一個“偽命題”。用2500年前兩個城邦之間的沖突和興衰來比喻今天的中美關系，作為一種學說既不嚴謹也不合邏輯。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于第二次世界結束之前的情況，更不用說是2500年前的人類社會。

第一，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技術文明進步對國際秩序演變、國家行為模式的影響，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迅速和深刻。尤其是我們擁有能夠毀滅全人類、且技術越來越精湛的核武器的今天，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以阻止對方崛起或試圖消滅對方的全面戰爭是難以想象的。第二，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程度，使得不管哪個國家都難以承受也不愿承受戰爭所帶來的巨大創傷。第三，中美應該從歷史的教訓中學習如何相處，并找到讓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預言破產之道是遲早的事。譬如，中國提出“建設新型大國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構想，都為破解這一預言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所以，我不認為今天的人類社會還會出現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記者：圍繞海域權屬的緊張局勢說明了當今世界的什么問題？

吳士存：據不完全統計，全球目前仍有超過200起因島礁領土主權、海域管轄權主張及海洋資源開發等因素引起的海洋爭端，并有至少60多個國家卷入其中。當今世界范圍內出現的圍繞島礁領土和海域主張爭議，雖然歷史背景和起因各不相同，但都有共性的一面。即：傳統地緣政治和海權思想根深蒂固、人類資源開發的活動重心開始由陸地逐步向海洋轉移、全球海洋秩序處于新舊交替階段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來、海洋規則和依據規則進行的裁判機制具有先天性缺陷，等等。這些因素是近年來全球海洋爭端和海上安全形勢持續升溫的主要原因。

從北極紛爭到東海、南海及印度洋海域的各種類型的海洋爭端，背后都有大國權力競爭的影子。因此，從這個層面看，全球海洋爭端緊張加劇不僅反映了全球范圍內因國際權力結構的演變而引發的新一輪制海權的競爭，同時也是大國爭奪未來國際秩序支配性地位的一個縮影。

記者：您認為意識形態不同的兩個超級大國能并存嗎？以什么樣的方式共存？

吳士存：需要澄清的是，我不認為中國現在是超級大國，也不認為應該以意識形態來劃分這個世界。中國無意取代、也取代不了美國，美國也不可能阻止或扼殺中國的發展，因此，中美共存是歷史的必然，也是宿命，不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無法選擇，只能接受和面對。

但我們應該思考，中美今天的競爭和沖突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兩國應以什么樣的方式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預言成為現實。

美國不應該把“昭昭天命”奉為與他國相處的尚方寶劍，幻想和迫使中國接受其預設的發展路徑和行為模式，而是應該遵守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學會在多樣化的世界中與別國和諧共處，尊重中國的社會制度和主權、安全、發展的合理利益訴求。美國還應該接受多極化將是國際體系演變的必然趨勢的現實，適度控制其“霸主”欲望。

同樣，作為正在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國應該學習如何從國際秩序的“搭便車者”向國際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角色轉變，在全球治理、世界和平、經濟繁榮和人類科技進步等方面貢獻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中美兩國可以競爭，但是不應僅以此來定義兩國關系。中美建交以來的短暫歷史告誡我們，“合作與包容”而不是“競爭與對抗”才是中美正常交往的應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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