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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翁鳴江】

長期以來，國內外往往都把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的典范。而且有很多人還認為，英國殖民統治者給香港留下了普通法的法治傳統，給香港社會各界提供了安定、平穩的社會環境，和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

事實上，即使在西方的視角下，根據世界銀行所進行的“世界管治指標”方面的研究，香港法治方面的分值在回歸前的1996年，世界排名不過也就是七十名左右。根據公開的評估研究表明，香港的法治水平直到香港回歸后才開始全面擢升，短短不過二十多年的時間，法治水平提高了五十多個排名，達到了世界上的前十幾名，很多方面甚至比美國還要高。相比之下，中國內地的法治水平，如根據全球正義項目（World Justice Project）法治指數（Rule of Law Index）的評估，最近幾年也就是在世界七十多名；最多也就相當于香港回歸之前的水平。

吊詭的是，隨著香港法治水平的大幅提升，香港的經濟發展水平卻相對緩慢。1997年香港的GDP占中國大陸17.23%，占比達到近五分之一。但是到了2018年，香港的GDP卻只占中國內地的2.67%，甚至還不到三十六分之一。有人以為，香港本來就是發達地區，因此不可以和中國內地這樣的發展中地區比經濟發展速度。然而，就是把香港和其他相對經濟發達的華人地區相比，其結果也是如此。

以香港和澳門相比，1997年香港的年度人均GDP為27330美元，澳門的人均GDP為17967美元，香港的人均GDP是澳門的1.5倍還多。但是香港的人均GDP在2006年就被澳門趕上，其后再也沒有超過澳門。到了2018年，香港的年度人均GDP為48717美元，澳門的人均GDP則為86355美元，澳門的人均GDP反倒是香港的近1.8倍之多。

拿香港和新加坡相比，1997年新加坡的年度人均GDP是26375美元，比香港略低但不相上下。從2004年開始，新加坡的年度人均GDP就開始超過香港，到了2018年，新加坡的人均GDP為64582美元，也達到了香港人均GDP的1.3倍還多。實際上，新加坡的總人口才不過560多萬，香港的人口則有近750萬，而從2010年到2014年連續5年，新加坡每年的GDP總量都要超過香港。2019年，新加坡的GDP總量超過香港也是大概率事件。

雖然我們承認一個地區的法治水平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香港在回歸后，大力提升法治水平，從全球七十名左右提高了五十多個排名，基本上達到亞洲最佳的程度，如此優異的成績無疑值得肯定。但是正常而言，一個地區的法治水平的提升，對其社會的影響總體而言應當都是正面的。那么，香港在回歸后，為什么會出現法治水平不斷提升而社會經濟發展卻相對緩慢的悖論呢？

本文試圖通過一些分析，對這個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主要是想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香港社會目前的高法治水平，主要來自哪里？

在回歸前，即使按西方標準，香港法治方面的排名在世界上僅七十名左右，至少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方面，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港英政府聽命于英國女王和國會，不對香港人民負責；因此，港英殖民地政府里的極少數人有極大的權力可以管理、包括隨時可以鎮壓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非白人被統治者；在很長一段時期，行政局和立法局所提出的建議甚至對港督不構成任何的法律制約。

另一方面，港英的立法會和法院系統也不是選舉產生。多數都是白人或親英人士，所以原則上不會有、也不允許有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的存在，這也造成立法會和法院系統對港英政府基本上是合作或配合的態度。

這兩方面影響下形成的必然結果就是，回歸前香港的司法無法獨立，受行政和其他各方面干預程度比較高。而由于西方社會評價法治水平的最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強調司法的獨立和不受干預性，那么香港在回歸前按照西方標準來說法治水平不高，應當是比較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判斷。

香港回歸后所采用的一國兩制下的憲制安排，實際上是類似三權分立的做法，司法相對獨立而且對行政機關有事實上的制衡關系。這一體制，與中國內地自身的憲法體制完全不同，因為中國的司法和行政機關均由立法機關產生并向立法機關負責，司法并非獨立而是依法行使監督職權。因此，香港在一國兩制體制安排下的法治，光從架構上看，就既比內地也比港英時期在西方法治指數類排名里占有優勢。

此外，香港回歸之后，無論中央政府還是香港特區政府都嚴格秉持法治精神，都處處尊重并維護香港地區的法治。即使是在回歸后出現反國安立法、反國民教育、“占中”及最近的反修例等等爭議性亂局和暴亂事件，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都是在《憲法》和《基本法》的框架范圍內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因此，香港在回歸后的法治水平能夠迅速提高，說到底其實最大的功臣正是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

西方和香港的部分無良媒體，總是洗腦式地宣傳英國人在殖民時期就為香港帶來了民主、法治等各種優秀制度。然而，港英時期的香港，既無民主也無真正意義的法治。香港的法治水平在回歸后排名全面擢升，提高了五十多個排名、躋身世界先進水平，這一事實恰恰告訴我們，香港在回歸前的法治水平一般，而目前的高法治水平，主要是回歸后政府和香港各界努力的結果，跟英國殖民歷史關系不大。

香港的西式法治易被濫用

香港回歸后，基本上采用的是純西化的法治，以香港的終審法院合議庭為例，由五位法官組成，包括一位海外的非常任法官，這種最高法院都可以讓外國人來擔任最高法官的做法，無疑顯示了中央和香港地方的極度開明。同時，中國對作為中國人一份子的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也有高度的信任。

可惜的是，在法治這一高度技術性問題上，回歸后的香港一邊倒地全面接受了普通法制度。這樣的做法忽略了一國兩制架構中“一國”采用的是大陸法系體制，因此全面意義上的一國兩制下的法治，尤其是涉憲問題，必須要考慮中國內地的大陸法系傳統。更令人惋惜的是，香港的法官對香港人也是中國人，不一定可以全面照抄西方制度而免于水土不服，也沒有很清醒的認識。

2001年的香港最高法院判決的莊豐源案，是香港法治史上最具標志性的案件之一。這個案件表面上的背景比較簡單。莊豐源出生在香港，由于其父母是中國公民但都不是香港居民，香港特區政府認為，莊豐源不可以有香港的永久居住權。但是，香港的反對派一直利用這個案子和政府唱對臺戲，使得案子一路到了最高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