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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目前的法治，對“一國”缺少主動理解和自覺維護

當然，法治本身就是有成本的，為了能夠實現公平正義的目的，適當花一些成本應當也是物有所值。雖然香港的西式法治容易被濫用，因此造成不必要的額外成本的增加（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但是只要結果能夠讓內地和香港人民總體滿意，哪怕拖累一些經濟的發展，形成法治發展、經濟停滯的悖論，也還不算是最大的問題。

回歸后，香港法治一路走來，最大的問題其實是有些人對于香港憲制安排中的核心原則，也就是“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概念，缺少主動理解和自覺維護的意識。具體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看。

首先，在立法會層面，香港的反對派中有很多人自甘墮落，完全缺乏普通法系下的最起碼的法治精神。事實上，就算是按照英國的普通法傳統，反對派也應當是“忠誠反對派”（Loyal Opposition），意思是哪怕這些反對派政黨雖然在政綱、政策、定位上與執政黨不一樣，甚至完全可以是以打擊執政黨為己任，但是作為反對派，前提必須是他們同樣擁護王室及英國的憲法制度，忠誠于國家。

忠誠反對派的概念廣泛存在于英聯邦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甚至美國這樣的普通法國家，忠誠反對派的說法也深入人心。1940年在美國大選中敗給羅斯福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在其著名的敗選演說中，強調自己是“忠誠反對派”：“我向自己說，‘你在未來四年的責任，就是充當一個忠誠反對派。’……所以，就讓我們不要陷入黨派政爭的錯誤中，只是為反對而反對。反對之目的，必須是為了成就一個更強大的美國，而不是為了削弱美國。”（“I say :‘Your function during the next four years is that of the loyal opposition.’…Let us not, therefore，fall into the partisan error of opposing things just for the sake of opposition. Ours must not be an opposition against——it must be an opposition for——an opposition for a strong America…”）

然而，香港反對派里的很多人除了是為反對而反對，善于挑起黨爭的好手，很多人還是“叛逆“的反對派。他們效忠的對象不是中國香港，而是外國反華勢力；三天兩頭跑到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等地“告洋狀”，出賣國家利益、香港利益以換取個人的政治利益。對他們來說，公然效忠他國，勾連外力來干涉中國內政，幾乎已經是家常便飯。

其次，在司法層面，尤其是香港部分的法官和律師，對“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概念基本無感。如前幾年“占中”系列判決中，法院以“公民抗命”的道德動機輕判暴亂分子，卻故意用侵犯抗爭者人權來重判鎮暴的警察；這種只重維護抗爭者權利的做法無疑為今年的反修例暴亂埋下伏筆。

之前的港獨分子“黃之鋒案”等也是在改判加刑與終審回判之間搖擺，法院最終用所謂技術性的“量刑新指南不溯及”規則，把打黃之鋒之流的板子高高舉起卻最終輕輕放下。

最近一名內地來港游客在美國領事館門前涂字，被判即時入獄4星期，而對比之下，侮辱中國國旗的香港人則被輕判200小時社區服務，香港法院法官的這一系列爭議性案件的判決也引起了輿論嘩然。

最后，香港法治中還存在司法判決經常被香港輿論和政治影響的問題。很多政治上爭議的觀點，往往會影響判決的結果，莊豐源案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香港的新聞界和教育界本來和香港反對派的關系歷來就非常密切，他們對于包括“一國兩制”、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等等大是大非的問題一直就有極大的誤解。最近一張只有他的“鏡頭”對準暴徒的新聞照片就可以很形象地說明這個問題。

在信息化社會里，因信息繭房效應（information cocoon effect）和回音室效應，相似的觀點通過“信息繭房”和“回音”發酵不斷強化，更是使得部分群體的聲音被不斷放大，從而進一步加重了偏見者的偏見。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香港法治中目前輕“一國”而重“兩制“的做法，實際上才是目前香港法治的最大問題。香港法治易被濫用的特性其實最壞不過是增加點成本，雖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文所提的法治悖論，但在現時情況下，相關問題其實還不算特別嚴重，最多只是傷及皮毛。但是，如果香港法治一直遲遲無法妥善處理好“一國”問題，那么無疑在將來就會傷及香港社會的根本。

從前面談到的很多問題來看，香港有很多人自認為香港是世界的香港，而不是中國的香港；他們自認為自己是法治圣地，香港的法治是“香港特區可以從宏觀視野規劃未來的本錢”。在他們看來，他們就是要保持和中國的距離，甚至刻意切割和中國的關系。按照張維為教授的說法，“香港緊挨著內地這個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投資市場，緊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最前沿，但迄今還沒有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中國模式的視角來看，一定是制度出了大問題，否則怎么可能是這樣。”

在這里，2019年10月8日香港交易所無奈撤回收購倫敦證交所要約的做法，就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意義。因為，倫敦證交所幾乎是赤裸裸地挑明，香港的未來就在中國。因為他們根本就不覺得香港交易所說的兩家交易所共享普通法傳統、香港有良好的法治環境之類對其投資者來說有什么吸引力。尤其是在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關系如此緊張的情況下，倫敦證交所認為香港交易所的要約就沒什么價值。他們甚至還直接打臉，認為如果要和中國合作，上海的證券交易所對他們來說更有吸引力，所以根本不會選擇港交所。

所以，香港反對派的最大害處，就是他們挑起了中國內地人民和香港人民之間的相互反感，從而綁架了一眾無辜的香港老百姓，讓他們隨著香港的反對派一起倒霉。如果繼續任由這些反對派胡來，本文所指的法治進步、經濟蹣跚的“悖論”，就會產生更嚴重的后果。

說到底，香港的發展其實根本離不開龐大的內地。對于香港的經濟來說，就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游、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這四大支柱產業，來自中國內地的客戶和資本一直都是香港經濟繁榮的核心驅動力。更不要說類似像“滬港通”、CEPA之類的優惠政策和措施保證了香港能夠順利成為接受國際資本投資中國的平臺。而且，隨著中國正在嘗試人民幣國際化，倫敦、上海、新加坡都對跨境結算等等業務虎視眈眈，香港人要知道，中央也沒有必要一定把相關的關鍵核心業務和服務放在風險似乎越來越大的香港。

所以，如果香港法治繼續無視“一國”問題，影響到自身在大灣區中的發展定位，那么香港未來必定堪憂，法治悖論的問題就會更加嚴重。

如何解決香港法治悖論問題

根據最近《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在港澳特區“一國兩制”問題上，全會提出，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應該看到，香港各界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上，其實也有過一些對應的做法和措施。如2017年，港獨議員梁頌恒、游蕙楨等人宣誓案中，香港特區高等法院原訟庭和上訴庭適用了“不干預原則”（non-intervention principle），判定其因宣誓無效而喪失議員就任資格，并在司法復核部分推翻了立法會主席允許其重新宣誓的決定。

2018年9月24日，香港特區政府刊憲，通過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根據《社團條例》第8（2）條賦予保安局局長的權力作出命令，禁止港獨團體“香港民族黨”在香港繼續運作。

近期，香港特區第六屆區議會一般選舉所在選區選舉主任禁止港獨組織“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區議會參選資格等。

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以上的做法不過是小修小補，卻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對于香港法治走到現在，仍然沒有完成早應該完成的《基本法》23條要求的國家安全法立法，無疑才是造成今天一切亂象之源，只有解決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問題，才能突破香港的法治悖論。

理論上，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的可能途徑有以下幾條：第一條途徑是在香港特區政府主導下，順利完成香港本地立法工作；第二條途徑是因為香港本地立法過程中，出現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情況，導致特區遭遇香港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第18條第四款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發布命令將國家安全法直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第三條途徑是全國人大直接解釋《基本法》有關條款，或者直接修改《基本法》把現行的《國家安全法》適用到香港地區，以填補香港本地維護國家安全的法治短板。

當然，除了以上三種途徑之外，理論上應該還有第四種方案。這也就是香港的法院在現在的案件中，通過判決全面界定言論自由界限和國家安全之維護機制。

事實上，當年香港反對派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的一個最主要理由，就是香港的《刑事罪行條例》對分裂國家、煽動罪等罪名已經有詳細規定，不需要再行立法。所以，如果香港法院的法官，真的能夠解釋好《刑事罪行條例》等等香港現行法律的相關條款，從而既能保證香港人民的基本合法權利，又能解決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問題，倒也不失為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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