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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舉辦大型的學術研討會，1987年冬在成都，1989年春在北京，叢書編委會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書院等機構合作，先后召開了兩次國際性的學術會議。三是在北京籌辦獨立的出版社，而且還想在北京、香港和臺灣同時展開出版活動。四是組建研究所，名為“21世紀研究院”，而且也已經為此募到了資金，甚至連“掛靠”的單位都初步聯系好了。五是組織和參與其他非文學的藝術活動，不但于1987年11月在成都舉辦了“走向未來畫展”，還想進一步舉辦更大規模的綜合性藝術節。

與此相類，《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也不滿足于僅僅組織翻譯活動，依照他們那個重建中國當代哲學的“三步走”的構想，在策劃翻譯叢書的同對，他們還組織了一套以闡釋這些西方經典著作為宗旨的研究叢書，編委會的成員則理所當然地充任主要的撰稿人[20]。除了出書，他們也和金觀濤們一樣，推出一本與叢書同名的雜志，這實際也是由編委會成員所編的一本獨立的雜志，編委會成員的文字占了大部分篇幅。

不僅如此，甘陽們還于1989年2月左北京策劃了一次引起廣泛關注的“現代繪畫展”，并且醞釀了一系列其他的計劃，而其中有一些在當時根本沒有可能實現。事實上，就是上述金觀濤們的那些計劃中，也有相當部分未能實現。但是，這些堪稱龐雜的計劃和行動，卻極為清楚地顯示了這些叢書的組織者推動社會文化變革的整體性思路。在8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類似甘陽那樣的分階段推進文化變革，而以翻譯為第一步的想法(這其實也是自晚清新知識界確信中國在從政治到文化的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以后，一直延續下來的思路)，是相當普遍的。

而既是以這樣的思路來理解和從事翻譯活動，一旦他們確信中國社會的文化變革已經向縱深發展了，他們就自然要開始走第二步、第三步乃至第四步，他們那些原本是為了翻譯出版而建立的組織，也就自然會生出許多新的功能。對這些人來說，翻譯活動本來就是整個文化變革必須努力的一部分，他們不會認為這樣擴大編委會的職能范圍，讓它去承擔許多與“編”毫不相干的任務有什么不妥當。

《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部分書影

從以上所說的這四個方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種在80年代之前30年間從未出現過的新的翻譯組織方式，如何一步步產生、成形并不斷擴展。而在我看來，那第四個方面，即這些編委會的社會和文化功能的急劇膨脹.正是將這種新的翻譯組織方式本身所包含的政治性，凸現得非常明顯了[21]。

二

這樣一種特別的翻譯組織方式，必然會影響到在它組織下產生的翻譯活動和翻譯成果。在這方面，我想分以下幾點來討論：

首先是翻譯的選題。既然是這樣一些個人在主持整個的翻譯計劃，他們的個人特點—從他們對當時社會的思想和文化狀況的估計，以及由此引出的對自己的翻譯任務的理解，到他們的知識背景、學術興趣，乃至他們的學術活動范圍、他們所能聯系和組織的人員的范圍，等等—就必然會在選題上打下很深的印記。就《美學譯文叢書》而言，李澤厚在總序中講得很明白，他是要“補課”，要糾正過去因為文化封閉，所有非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美學都不能進入中國的局面：‘只要是有參考價值的，便都拿來。”

再加上他自己以及協助他主持翻譯計劃的幾位主要助手的知識背景的影響，《美學譯文叢書》的選題就很自然向歐美非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理論大幅度傾斜。全部50種選題中，屬于馬克思主義的美學著作只有6種，其中包括在中國一直被當作“修正主義“而大受批判的盧卡契的著作；出自蘇聯和東歐學者的著作總共7本，其余全是西方學者的著作，而當代美國學者的著作占了叢書.總數的1/3(17種)。有意思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一本也沒有。

同樣的悄況也出現在另外兩套叢書中。《走向未來叢書》的24種譯著中，出自美國學者的著作占了一半，非西方學者的著作只有3種。而由于金觀濤、劉青峰當時對于科學和科學哲學的重視，也由于編委會中有相當一批成員是科學家，《走向未來叢書》的翻譯(包括著作)選毯明顯地偏重科學和科學哲學[22]。至于《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它的編委會成員絕大多數是西方哲學專業的研究生，就干脆以“現代西方學術文庫”作為其主要的譯文叢書的名字。

這套文庫的選題，大部分屬于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而這三個方面，正是甘陽與其同伴們當時的主要學術興趣所在。可以說，正因為這些組織者大體上都認定，在80年代的社會思想和文化變革中，引進西方的現代理論是至關重要的大事，而他們的知識背景和學術興趣，也正與此種認識互為因果，這三套叢書才會在選題上如此相似，都表現出偏重西方現代理論的明顯傾向。

其次是譯者的選擇。我在前面說過，80年代之前的30年間，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人數相當多的翻譯界，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正是文學和人文理論的翻譯家。可是，你看這三套叢書的譯者，絕大多數都和這些叢書的主持者一樣，并非出自那個翻譯界。三套叢書的100多位譯者中，除極少數(如繆靈珠、吳岳添等)外，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其中大多數是剛剛畢業或仍在讀的研究生，甚至還有些是本科生；而且至少1/3是屬于“兼職”，他們都有自己研究或攻讀的專業，翻譯僅是一項并不常做的兼職[23]。

譬如《走向未來叢書》的譯者中，就沒有一位是外語專業人士，全都是這樣的“兼職”者。情形所以會如此，自然與這些主持者本人的學術和活動格局有關。他們自己并非翻譯家，當然也就與翻譯界缺少聯系；他們又很年輕，甚至可以說是太年輕了，要想找到足夠的人來擔任譯者，他們也就只能主要向自己的同輩人去動員。結果，隨著這些叢書的陸續出版，一批新的譯者也成長起來。從這個意義上完全可以說，這三套叢書的獨特的組織方式，在它被其后的許多翻譯從書廣泛運用的情況下，的確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翻譯界的基本構成。

一大批非專職的、多數相當年輕的、有些甚至外文也并不十分精通的譯者，加入到翻譯(不僅僅是社會科學的翻譯)活動中去。不用說，這個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再就是基本翻譯策略的確定。究竟該如何翻譯外文著作，這是自晚清以來一直在討論的大問題。從總的悄況來看，隨若中國譯者外語水平的逐漸提高，中國人對外國的了解日益深入，再加上50年代以后翻譯活動的日漸休制化，中國翻譯界對翻譯的要求是愈益講究，也愈益嚴密了。文學領域里的一大批重譯本的出現，正是這種趨勢的結果。

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認真仔細因而往往是費時較久的琢磨，最后交出一份堪稱定本的譯作，自然成為大多數譯者的心愿，也由此鑄就了翻譯界一條不成文的“公法”。但是，我這里介紹的這一批翻譯活動的組織者，卻是抱若改變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狀況的迫切愿望而投身翻譯工作的，他們需要的是盡快拿出成果，盡快將譯本送至讀者手中，因此，他們勢難完全遵守上述翻譯界的“公法”。

李澤厚在《美學譯文叢書》的總序中公開呼吁：“值此所謂美學熱，大家極需書籍的時候，與其十年磨一劍，慢吞吞地搞出一兩個完獎定本，倒不如放手選譯，幾年內多出一些書。”他說得很明白，翻譯的速度是第一位的。這并不意味著他們鼓勵胡亂翻譯，但是，徜若對定本的追求會妨礙翻譯計劃的實施，那就只能先將這種追求擱在一旁。我猜想，這種對于翻譯速度的要求，大概也是李澤厚們更愿意遨請非職業的譯者的一個原因吧，這些譯者顯然不會太受那條追求定本的“公法”的束縛。

事實上，在這套叢書中，有的譯者承擔了好幾本書的翻譯，膝守堯就是一個例子，他獨立或與別人合譯了5本書。更多的情形是合譯，整套叢書中，兩人乃至多人合譯的書占了差不多一半。像下面這樣的說明：“本書第一、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章和附錄A，B及人名索引由蘇曉離翻譯，第二、三、四、五、六章由曾誼、李潔修翻譯……”[24]正體現了《美學譯文叢書》的譯者所普遺采用的一種工作模式。也因此，有時候甚至對原著版本的要求也只能降低，在《趣味批判》的譯者后記中，我們就讀到這樣的交代：“本書序言和第一、二章及《語符學簡議》由王柯平據英文版譯出；第三章及附錄部分由田時綱據意文版譯出。”[25]

同樣，《走向未來叢書》的主持者們也抱有李澤厚這樣的“干起來再說”的想法。《走向未來叢書》采用的是一種狹長的小32開本，每本書的字數要比《美學譯文叢書》少將近1/3。但是，合譯的現象依然很普迫，24本譯著中，只有6本是個人獨譯的。金觀濤們甚至恢復了30年代以后就少有人使用的“編譯”的方法，叢書第一、二兩輯的6本譯作中，竟有5本標明是“編譯”。而在翻譯和編輯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時候，編委會干脆將該書的注釋部分全部刪除[26]。凡此種種，都表明在金觀濤們的心目中，翻譯界那些追求完美的例法并不值得死守，為了盡早將譯本投入補會思想變革的戰場，他們寧愿采取各種靈活得多的翻譯策略。

相比起來，《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的編委會似乎要從容一些。即以“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為例。合譯的做法就逐漸減少，且每本書都有專人核校，而且大多數由三位主編自己來校，其中甘陽一人就校了將近300萬字，劉小楓亦校了近20萬字，且校得相當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