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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內戰論”并非憑空出現，而是有其深刻的內在邏輯與社會心理根源。當立場各異的美國人談論“內戰”時，他們不完全是就事論事，更多地是假借“內戰”之名，宣泄對國家結構性矛盾和制度性缺陷的深層焦慮乃至恐懼。

當地時間2021年1月6日，美國華盛頓，示威者進入美國國會區域，并攻破了國會大廈。澎湃影像

第一，這種焦慮與恐懼是對特朗普或特朗普式右翼威權民粹主義領導人重新影響政治的憂慮。在“1·6”沖擊國會事件一周年之際，部分政治觀察家越發擔憂2024年總統選舉將成為引爆“第二次內戰”的導火索，尤其是在特朗普式人物再度落選，且拒絕承認選舉結果的情境下。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稱，美國未來3—4年或將發生大規模暴力事件，聯邦權力崩潰，國家分裂為紅、藍州飛地。這皆因特朗普將成為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他和他的黨內盟友正在積極籌備一切必要手段以確保選舉勝利，包括應對潛在“選舉欺詐”行為的指控及全國性運動。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菲奧娜·希爾（Fiona Hill）進一步指出，即使特朗普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合法獲勝，也可能引發公開內戰，因為他的勝選將建立在拒絕承認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的基礎之上。

多名退役高級軍官表示，特朗普式人物若再度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軍隊內部或將出現致命混亂；如無賴的軍事單位再次選擇效忠失敗的總統候選人，引發內戰也不足為怪。其中一位將軍后續接受CNN采訪時指出，特朗普在軍隊中的支持者是源自美國內部的威脅，因為他們效忠于像特朗普那樣的邪教人物，認為總統是類似國王的存在。他建議應對軍隊中的這類人進行甄別，然后讓他們脫離軍隊系統。

此類“內戰”言論針對性較強，帶有鮮明的反特朗普主義色彩。這或許肇因于公然暗示乃至鼓吹美國內部沖突的政治人物，多為希望保住特朗普選民基礎的共和黨人，選民層面則多為特朗普的支持者或拜登的反對者。據MSNBC記者報道，特朗普支持者在幾次集會中對內戰的呼吁成為普遍現象。拜登執政以后，出臺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規定，促使部分特朗普支持者掛黑白式國旗以示反對，美國許多政治評論家視此為政治暴力和內戰的明確標志。

第二，這種焦慮與恐懼是對美國種族結構變動及其可能引致的社會動蕩的擔憂。進步派觀點認為，白人至上主義及白人衰落現狀是美國“冷內戰”主因。《紐約時報》記者認為，美國正處于另一場內戰的邊緣，這場新的“內戰”不像傳統“熱內戰”一樣在戰場上舉行，而是在法庭、州議會和投票箱中進行；它的目的不僅是征服黑人，而且是要征服所有挑戰白人種族主義父權制的人，包括移民、穆斯林、猶太人、性少數群體（LGBTQ）還有女性，尤其是自由派婦女。全國黑人聯盟創始人、政治評論家基思·博伊金指出，特朗普發起競選活動的2015年是真正威脅到美國種族公共話語的時間節點。當時美國人口普查局宣布，至2044年，美國的白人將不再占據人口的大多數。

對白人地位喪失的恐懼是特朗普主義活躍的首要因素，同時催生了美國的分裂文化與政治暴力。政治學家芭芭拉·沃爾特（Barbara F. Walter）對此談道，引爆內戰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社會主導群體地位降級，與固有觀念不同，一個國家的內戰并非由社會上最貧窮的、最受歧視的群體、移民及受虐待的人所發動，反倒是那些經歷政治失敗和地位逆轉的群體最有可能主動發起沖突。沃爾特認為，近些年，美國白人工人階級在收入、子女教育、就業水平和房屋所有權方面未能得到改善，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政客利用這個心懷不滿的群體在種族問題上大做文章，從而獲得政治權力，成為了所謂的“民族動員家”，為美國內戰埋下了隱患。

然而，保守派觀點恰好與此相反。在克萊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所長瑞安·威廉姆斯（Ryan Williams）眼中，多元文化主義和世俗主義的興起才是將美國推入內戰的主因，而非傳統白人的基督教觀念。他指稱，當前美國進步主義的前沿是一種清醒的、自認秉持社會公義的反種族主義，這是對建國者意義上的有限政府的真正威脅。由于不同的種族群體傾向于推動差異化的政策結果，如要追求相對平等的政策結果，則需在一種新的、覺醒的極權主義環境中才能成功。威廉姆斯認為，這正是美國正在經歷的路線。

第三，這種恐懼與焦慮是對美國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及不平衡的經濟狀況可能導致政治動蕩的擔心。此類型以橋水基金（Bridgewater）首席執行官瑞·達里奧（Ray Dalio）的言論最受矚目。2021年，達里奧在《應對不斷變化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中，預測美國未來十年爆發內戰的可能性為30%。該書主要采納了計量史學和比較史學等研究方法，從歷史經驗中推斷出一個國家的巨額財政赤字、高稅收和通貨膨脹等財政負擔，以及巨大的貧富差距與價值鴻溝將引致某種形式的控制權之爭。2022年，達里奧保持對“內戰”話題發聲。他在LinkedIn上進一步提出：“當一些外國勢力發展壯大到足以挑戰正在經歷內戰醞釀過程的世界頭號強國，就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時刻。”

除達里奧之外，社會學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和定量歷史學家彼得·圖爾欽（Peter Turchin）亦長期追蹤政治不穩定問題。他們于2010年開展的一項研究即指稱，由于工資停滯或下降、收入不平等、擁有高學歷的年輕人過剩及公共債務爆炸性增長等經濟因素，美國的政治不穩定狀況將于2020年左右到達頂峰，內戰的可能性隨之累加。從2010年至今，這兩名學者不斷重申他們的模型預測，并堅持其結論得到了現實印證。盡管經濟層面的負面跡象與政治不穩定現象的確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兩者之間就是直接、確定的因果聯系。這些林林總總的關于美國內戰可能性的研究，反映的是作者的價值取向與主觀認知。

電影《美國內戰》劇照

“美國內戰論”的未來

隨著2024年總統大選日益臨近，“內戰”一詞預計會反復地出現在美國乃至國際社會的公共視閾之內。美國政治學界，尤其是沖突領域的研究者基本有一個共識，即美國當前爆發“熱內戰”的可能性極其低，這也是他們駁斥“內戰”言論的主要依據。《哈佛大學公報》指出：據美國學術定義，內戰是指一個國家內部兩個（或多個）有組織的武裝團體之間的暴力沖突。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人被有計劃的武裝暴力沖突直接殺害，才可被稱作一場“內戰”。致死人數的門檻通常被設為1000，武裝軍隊或警察屠殺平民的情形不納入統計。基于此類前提，美國政治學者普遍認為，美國當前形勢及國內矛盾的激化程度，遠不足以觸發一場“新內戰”，理由大體如下：

一是美國目前暴力事件致死數量遠未達到內戰的臨界點，政治光譜兩極的多數派均主張非暴力。哈佛大學內戰政治學者杰伊·烏爾費爾德（Jay Ulfelder）點明，美國暴力事件死亡人數與內戰相去甚遠。即便是2021年年初的國會山騷亂事件，總死亡人數也僅有5人。暴亂事件的嚴重程度除非大幅升級才可能引發真正的內戰。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奧爾·科倫（Ore Koren）指出，近年來，縱觀全球各國，超過“內戰”致死人數門檻的各國沖突多發生在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等政治功能嚴重失調且經濟上貧窮落后的國家，它們有長期的宗教或種族沖突的歷史。科倫暗示，美國的國內環境不可能與這些非民主、欠發達國家相提并論。

二是現今美國為內部暴力而組織的力量大多是私人性質，鮮有公共實體。布魯金斯學會刊文指出，這些暴力組織沒有得到國家或地方政府的贊助，也不具備政府機構的權力，所以對更廣泛的公眾缺乏號召力。美國1860年代分裂危機時，南方各州有警察部隊、軍事組織和國家支持的民兵，這與美國今日之情形都有本質區別。企圖引發“第二次內戰”的事件并非全然未曾發生，但這些零星事件很難掀起波瀾。2020年末，10余名號稱“金剛狼守望者”組織成員密謀綁架密歇根州州長，試圖引爆“導致社會崩潰”的內戰，結果是這些人員以被逮捕告終。

三是眼下美國沒有出現類似于19世紀南北分裂那種明確的區域化分裂跡象。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教授、憲法專家馬克·格雷伯（Mark Graber）獨立成功是否會引發內戰？他的結論是，今日之美國與1860年截然不同，今日美國的鴻溝在于城鄉對立，而1860年美國的鴻溝是南北對立以及自由州與奴隸州的對立。換言之，今日美國的分裂既存在于各州內部，也存在于各州之間，故遠未形成支撐內戰的地理割據態勢。就軍事行動而言，如果缺乏具有獨特性或連成一片的地理區塊作為根據地，那么地區之間相互對峙、組織供應鏈和動員民眾的能力都會大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