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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反映了美國智庫新趨勢，即突出“行動庫”（do tank）與“思想庫”(think tank)的雙重特性。為了更好地突出“行動性”，智庫人才應不拘泥于博士學位的學術人才，也應該重點關注學術界之外的人才引進，如媒體、公司、非政府組織等。¹¹在美國，智庫人才的競爭正在面臨著咨詢公司、律師事務所、游說團體和新聞媒體的競爭威脅。 在中國，這樣人才競爭現象也在發生。哪家智庫能獲得更多各行各業的人才，誰就能獲得更長足的發展。

認識革命。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須立足于中國實踐來認識智庫本質。以目前的中國體制特征，中國智庫不是“第五權”，不可能成為制衡政府的權力端，而是將其務實地設立在整個政策決策鏈“內生環”，安于應有的前期調研、中期設計、后期評估的“本分”位置。中國智庫也不可能是美國智庫界所宣傳的“獨立性”。 

事實上，即使在美國，多數學者也認為，智庫的獨立性是相對的，“因為它們不能在保持絕對獨立的同時又影響政策”。保持相對獨立（如法律主體的獨立、財政收入的獨立與學術方法的獨立）是有可能的。 中國智庫學者也需要在研究方法、論證過程中立求于原創與自主，但在政治立場、生存方式、人事機制、資金來源上很難做到所謂“獨立”。事實上，近年來的美國政治與社會運行充分暴露了，所謂“智庫獨立性”更多的是一種理念狀態，¹²甚至是“神話”或“謊言”。中國智庫未來發展的政治定位更要時刻警惕美國智庫的“黨派”、“籌款”與意識形態化等政治陷阱。 認識到“智庫”在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合理位置，“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才有真正的可能。

　　4月24日，由新華社研究院聯合15家中外智庫共同發起的“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在北京宣告成立。這是“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理事長、新華社社長、新華社研究院院長蔡名照等共同見證“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官網（www.brsn.net）上線。 新華社記者 金良快 攝

方法革命。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須基于新時代特征進行機構運營的方法創新。基于對歐美智庫經驗的分析，在運營方法上，中國智庫要進行產業化、專業化與職業化“三重轉型升級”，即將智庫視為一種常態的、聘用制的社會職業；選用專門人才從事智庫內不同的工種；以及將智庫運作進一步流程化、產品化的框架設計。 

以美國智庫為例，布魯金斯學學會在市場推廣方面的經費大概占20%，而傳統基金會在這方面的預算則高達40%，有時甚至超過50%。 在研究方法上，智庫研究與學術研究有較大差別，¹³ 中國智庫研究的選題不能只來自于學術文獻，而是來自日常實踐；論述方式不能過于學術晦澀，而是通俗易懂；行文用詞不能過于學術用語，而要講求政策用語；結論綜述不能空泛宏觀，而應講求政策可執行性。在技術運用方法上，中國智庫也要敢于、善于運用網絡、新媒體與大數據、云等，構建中國特色的數據庫，運用中國思維與實踐特征，重新建構國際話語中的中國故事。

黨的十九大報告唯一一處提到“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是在第七部分“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第一點“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內容板塊，其中講道：“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¹⁴由此可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與中國的“文化自信”與“理論自信”密不可分。智庫在中國對內全面深化改革與對外深度參與探索全球治理進程中的作用與地位越來越重要。唯有不斷革新，才能在愈漸復雜的背景下走出一條獨特的中國特色智庫創新之路。¹⁵

結論

用新型智庫“七年之癢”的說法，并不是否定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成績，恰恰相反，是在充分肯定過去七年來取得相當不容易的進展。¹⁶無論從數量，還是從影響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在推進并頗有一些成效，是公認的事實。然而，智庫建設不是一勞永逸的工程，也不是決出你贏我輸的競賽，而是永遠沒有終點的馬拉松跑，將伴隨著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始終。

對于學人而言，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給予了實現報國理想的好時機與好平臺；對于政府而言，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拓展了改革與開放的范疇與助力；對于社會而言，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塑造民眾了解決策的更多信息與路徑；對于世界而言，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提供了中外互動的平臺與渠道。但是，七年的時間還遠遠不夠，怎么樣的智庫才有“中國特色”？¹⁷怎樣的智庫才夠“新型”？“智庫”的標準有哪些？¹⁸這些都有賴于智庫與政府、社會與世界的繼續互動，且經驗仍在積累中。隨著全球化進入到新階段，這種經驗的積累仍有尚需反芻與咀嚼之處。但無論如何，用“七年之癢”式的方式進行階段性評估，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未來的建設肯定不是壞事。

（本文學術版刊發于《智庫理論與實踐》2019年第6期, 翻頁請看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