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久久精品免费福利电影,国产又黄又大又粗视频,A级毛片免费播放无码,人人妻人人爽人人澡欧美一区

【文/ 王紹光】

政治生活中的關鍵概念，諸如國家、民族、人民等，往往看不見、摸不著，十分抽象。用來代表這些概念的往往是可以感知的、具象的標志、符號。

原始時代，我們的先祖已經開始使用圖騰指稱自己的族群。法國大革命以后，世界各國開始用布片制作國旗，作為代表國家的象征。無論走到哪里，只要看到五星紅旗，中國人就會想到自己的國家，迸發(fā)出民族自豪感與自信心。

這里重要的不是標志本身，而是標志帶有的沖擊力，它可以讓人們產生特定的聯想，激發(fā)出特定的情感與反應。

除了國旗、國徽、國歌之外，在政治生活中可以起代表作用的象征物包括塑像、紀念碑、公共建筑、公共空間的設計，首都的規(guī)劃、公共機構等；還可以是自然人，例如國家元首代表國家主權、民族團結，政壇女性人物的出現代表婦女參政的意愿與能力。

2020年6月，美國明尼蘇達州圣保羅的一座哥倫布（Christoper Columbus）雕像被反種族歧視抗議者推翻移走。（圖源：Getty Images）

毋庸置疑，上述象征物本身（比如一塊紅布）并不能代表什么，它們之所以具有代表作用，完全是因為有整套的話語體系將象征物與之代表的對象聯結起來，并通過學校教育、媒體傳播等途徑將這種聯想植入人心。這也就是說，可感知的、具象的標志、符號要起到代表的作用，離不開話語的塑造。

在皮特金的筆下，起代表作用的象征主要是具象的標志、符號，但話語實際上也可以塑造出抽象的象征，如“意符”（Ideographs），即意識形態(tài)的符號。在語言學中，ideographs本來是指形意符號，如早期的漢字。

1980年，美國著名修辭學家邁克爾?卡爾文?麥基在一篇經典文章中指出，政治生活中充滿了諸如“民主“”自由”“財產”“隱私權”“言論自由”“法治”“暴政”之類的詞語，它們高度抽象，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其作用“好比中國的象形文字，表達了特定意識形態(tài)的承諾”。

也就是說，這些可以稱作“意符”的詞語相當于意識形態(tài)的標識符。大多數人對意識形態(tài)的嚴密體系未必有多少了解，但在他們看來，意符象征著所有人都應當追求的目標，其理據充分、不容置喙；為此他們通常將意符作為自己“行為和信仰的指南，保障，理由或借口”；每當聽到某些意符，那些服膺于它們的人會不由自主地作出可預測的反應。

在美國政治中就有很多這種意符，如“美國夢”“美國方式”“自由”就被當作具有最高文化價值與權威，必須得到人們尊重，值得為之獻身犧牲的“神詞”（Godterm）；反過來，“非美”（un-American）、“共產主義”之類的意符就被貶為人神共憤的“鬼詞”（Devilterm）。離開“神詞”“鬼詞”之類的意符，美國政治恐怕無法運作，可見意符的作用之大。其他政治制度同樣也有自己的意符。

美國拉斯維加斯紐約紐約酒店外的自由女神像的復制品被人戴上口罩。（圖源：央視網）

說到象征性代表，有些人會把“象征性”理解成裝裝樣子、走走過場、徒有其表、空洞無物，仿佛這個意義上的代表不會產生任何實際效果。然而上述關于意符的研究以及近年來大量實證研究揭示，象征性代表至少可以發(fā)揮以下四種功能。

承諾—責任：代表方聲稱代表被代表方意味著一種公開的莊嚴承諾，被代表方可用這種承諾作為檢驗代表方所作所為的標準，這對代表方會產生實現承諾的壓力。

認同—團結：代表方聲稱代表被代表方是對后者群體的共同承諾，也是對雙方目標一致性的確認，有利于塑造與鞏固被代表群體的內部認同，也有利于雙方形成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魚水關系。

倡導—促進：代表方聲稱代表某項事業(yè)是一種倡導行為，被代表方的規(guī)模越大、內部構成越復雜，代表方運用象征或意符促進倡導目標的效用越大。

賦能—增勢：一旦象征性代表的前三個功能發(fā)力，它將產生賦能效應，增強被代表方的自信，增強他們與代表方的互信，從而增強雙方共同推進代表事業(yè)的信心與決心。

這四項功能產生的效應絕不限于象征性代表一域。研究表明，象征性代表的效應同描繪性代表與實質性代表緊密相連，象征性代表的水平高低可能直接影響描繪性代表與實質性代表的實現程度。

以下三節(jié)討論中國式象征性代表。“人民”“為人民”“人民共和國”在當代中國符號與話語（意符）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象征了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人民”

今天我們朗朗上口、熟爛于心、影響無處不在的概念“人民”，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及其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創(chuàng)造的。創(chuàng)造“人民”的過程就是認同人民、解放人民、代表人民的過程。

“人民”是復合詞，由“人”和“民”兩個語素組成，它們在漢語中有悠久的歷史，原來屬于兩個完全不同的群體，“人民”這個概念的出現則只有大約百年的歷史。

甲骨文中“人”字像側立的人形，《說文解字注》對“人”的解釋是“天地之性最貴者也”。郭沫若先生考證了“民”字的由來，它在金文中的字形從“目”、從“十”，好似銳物刺目，指被刺瞎一目、從事苦役的奴隸，因此“民”和“盲”兩字“每通訓”。

雖然后人找到了“民”字未必“有刃物以刺之”的甲骨文，但同時發(fā)現它意指垂目俯看、不敢直視的下等人。《說文解字注》對“民”的解釋是“眾萌也。萌，草芽也”。段玉裁注：“萌猶懵懵無知貌也。”

對“民”字解釋得最直白的是董仲舒，他說：“民者，瞑也……性而瞑之未覺，天所為也；效天所為，為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為言，固猶瞑也……”所謂“瞑”是指眼未開、目不明。這位漢代大儒說得毫無掩飾，“民”就是未曾開竅、蒙昧無知的人。

類似的解釋在古書中比比皆是，如“民，無知之稱”“民，冥也，其見人道遠”“民，氓也”“夫民之為言也，萌也，萌之為言者，盲也”。《說文》立“民部”，還收了個“氓”字，云“氓，民也”。氓有個異體字“甿”，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在《史記》便被稱作“甿隸之人”。民、氓、甿、萌這四個字在古代常通用，古音相同，都相當于今音的méng，其意思也相同，指愚昧者、卑賤者、被統(tǒng)治者。

陳勝、吳廣起義（資料圖）

趙紀彬先生在《釋人民》一文中指出了“人”與“民”有什么不同。他以《論語》為例，發(fā)現其中“人”字出現213次，“民”字出現50次。經過仔細梳理，他指出：“我們歸納全書，發(fā)現一件頗為有趣而意義亦相當重大的事實，即孔門所說的‘人’‘民’是指春秋時期相互對立的兩個階級，兩者在生產關系中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在政治領域中有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的區(qū)別，因而其物質生活及精神生活的內容與形式，亦復互不相同。”

難怪《論語?泰伯》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時間跨越1600多年，到南宋，在為《詩經》中“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一句作注時，理學家朱熹還說：“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

“人”與“民”兩個語素可以形成兩種組合：“人民”或“民人”。戰(zhàn)國之前成書的《左傳》《詩經》《論語》中有“民人”而無“人民”，而戰(zhàn)國之后成書的《周禮》《孟子》中兩種組合都有，可見“人民”出現晚于“民人”，但其基本語義多偏重于“民”。

在后世的漢語里，與“民人”或“人民”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詞還很多，有黔首、子民、庶民、黎民、蒼民、蒼生、白丁、布衣、匹夫、民眾、群眾、大眾、平民、百姓等等，指的都是社會底層之人。

進入近代，創(chuàng)刊于1833年的《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紀傳》開創(chuàng)了不帶貶義使用“人民”一詞的先例。其后，其他報刊與書籍也偶見此種用法。然而，絕大多數出版物還是無法突破對“人民”一詞的固有偏見。如19世紀中葉出版的英漢詞典通常把People一詞譯為民人、子民、平民、庶民、黎民、百姓、白衣等。

19世紀末20世紀初，受孟德斯鳩與盧梭思想的影響，中國思想界有人試圖賦予“民”或“人民”新的含義。例如，康有為希望出現“君民同體，情誼交孚，中國一家，休戚與共”的大同盛世，梁啟超主張“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孫中山則提出“國家之本，在于人民”。但對“人民”的政治地位的共識遠未形成。

當時，與“人民”混用的還有“國民”“公民”“平民”“庶民”“群眾”“民眾”等詞。有人斷言“他國有國民，而我國則止有人民。人民者歲貢租稅于政府，而不求相當之利益也。也專以服從強權為能事”，顯現出對“人民”的鄙視。在五四運動中大出風頭的傅斯年則對“群眾”不屑一顧，稱他們不過是“散沙一盤”的“烏合之眾”而已。

1920年，《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版問世，陳望道將書中的People譯為“人民”。其后，共產黨人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均沿襲這個譯法。然而，《共產黨宣言》中出現頻率更高的關鍵詞是“階級”。

2020年8月22日在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邯鄲市分公司拍攝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出版一百周年》紀念郵票。（圖源：新華社）

同樣，在中共早期的話語中，“階級”出現的頻率大大超過“人民”。1921年，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中，只見“階級”，沒提“人民”；但“人民”始終在共產黨人心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陳獨秀1922年6月中旬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中，在一個月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發(fā)布的《宣言》中，“人民”反復出現；后者甚至劃出了“人民”的外延：“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的話語體系中，“人民”逐漸替代了“國民”，尤其是在1924年正式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后。在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筆下，“國民”一詞逐漸消失，“人民”一詞取而代之。

僅1926年一年，中共在其留存的文獻中使用“人民”一詞達71次。大革命失敗后，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營壘，階級矛盾突出，中共打出了工農革命的旗號，“人民”概念在中共正式文件中的使用頻率大幅下降。對《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的文本分析表明，從1927年下半年到1934年年底，“人民”一詞總共只出現37次。

在土地革命時期，像其他中共領袖一樣，毛澤東在著作中也頻繁使用“工農”“工農兵”“民眾”“群眾”等提法來替代指稱“人民”，但在他1927—1934年的著作中也隨處可見諸如“人民武裝”“動員人民”“人民革命事業(yè)”“人民的革命勢力”“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敵人”“革命的人民”等提法，“人民群眾”更是反復出現。

毛澤東還明確指出：“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里面，最大多數是農民。”這個有關“人民”概念的數量指標，他此后也反復提及。

1935年，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第一次明確、系統(tǒng)地提出了人民觀。在這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當年在華北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中華民族的危機已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8月1日，中共中央發(fā)布《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其中11次使用“人民”；10月中旬，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陜北；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瓦窯堡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人民”一詞就出現了57次，超過此前7年文獻的總和。

隨后，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其中“人民”出現35次。“人民”一詞如此高頻出現，拉開了人民走上歷史舞臺的序幕。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圖源：新華網）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瓦窯堡會議像遵義會議一樣，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克服了此前關門主義的錯誤，系統(tǒng)地提出了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理論和策略。同時，“它也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革命中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創(chuàng)造性地進行工作”。提出自己的人民觀，就是創(chuàng)造性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