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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哈馬德國王

當前的哈馬德國王，可以說是卡塔爾阿勒薩尼王室歷史上最成功的領導人。哈馬德國王早年在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學習，因此為人開明卻不乏堅毅。哈馬德之前，卡塔爾的經濟結構往往非常單一，而且十分依賴于一個單獨的外部國家。上世紀40年代以前，卡塔爾的經濟以珍珠為主，如今在卡塔爾多哈的瓦吉夫老市場對面，就有一個巨大的珍珠雕像，象征著卡塔爾早期的經濟支柱。只不過上世紀30年代國際經濟大蕭條，以及隨著而來的東亞珍珠業的興起，使得卡塔爾經濟損失很大。

上世紀40年代以后，卡塔爾開始發現國內石油，并且交由英國開采、維護和出口，卡塔爾自己賺的收益并不太大。這種情況直到上世紀70年代，卡塔爾石油逐漸收歸國有，而且隨著國際原油價格上漲的利好，卡塔爾財政充盈，民眾福利不斷增加。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隨著國際石油價格下跌，卡塔爾財力枯竭，甚至開始向老百姓收取水費和電費，致使卡塔爾國內不滿情緒上升，民眾要求變革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也成為了哈馬德得以在卡塔爾成功政變的一個重要基礎。

哈馬德·本·哈利法·阿勒薩尼

哈馬德上任給卡塔爾帶來了一系列重大變化。比如哈馬德重視選舉，在2003年第一次以“全民公決”的形式通過了新憲法，這在海灣阿拉伯國家中非常罕見；此外哈馬德還銳意革新，打擊國內腐敗尤其是王室的奢侈之風（比如老國王退位后帶走巨額財富，在卡塔爾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傳統）；哈馬德還積極引入外國資本，增強卡塔爾的經濟活力；此外，正是在哈馬德時期，卡塔爾成功的在1995年開采天然氣，并且花費1200多億美元，鋪設連接歐洲亞洲的天然氣管道。2006年，卡塔爾超越印度尼西亞，成為了世界天然氣出口第一大國。巨大的財力，使得卡塔爾實行“豪華”的全民福利政策，百姓人人有份，哈馬德的民心支持率也不斷攀升。

在提升國際影響力方面，哈馬德之前的歷任國王大多將卡塔爾定位為一個海灣小王國，但是哈馬德國王上任之后，決心發揮自己的軟實力。尤其是在1995年建立了半島電視臺，成為了卡塔爾傳播軟實力、影響外部世界的重要途徑。

在半島電視臺建立之前，整個阿拉伯世界還沒有一個24小時連續播報新聞資訊的電視臺。而如今，半島電視臺以其高效、專業和權威性，完全“碾壓”其他阿拉伯媒體和外國媒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

在外交方面，卡塔爾憑借國內富有的財力，在過去十多年中，通過多次外交斡旋，比如幫助黎巴嫩結束內戰、斡旋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馬斯沖突、調停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等等，獲得了良好的口碑。而獲得2022年世界杯承辦權，更是標志著卡塔爾國際威望的提升。因此，當2011年中東動蕩爆發之后，很多民調都顯示，阿拉伯世界民眾對于卡塔爾的印象普遍良好。

但是卡塔爾的“外交資產”，很快陷入僵局之中。哈馬德領導下的卡塔爾，通過多種途徑支持埃及和突尼斯的變革，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力量，同情阿拉伯國家內部的反對派，在2011年之后的一段時間內，幫助卡塔爾贏得了不少口碑。然而在2013年7月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埃及反對派被推翻，敘利亞內戰陷入僵局后，卡塔爾所秉持的外交立場就成為了“包袱”。卡塔爾政府內部仍然長期支持“穆兄會”，這就導致了與埃及和其他海灣國家關系的緊張。

外交資產變為負擔

作為阿拉伯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組織，“穆兄會”的成立和埃及關系密切。盡管在1928年成立于埃及，但是“穆兄會”真正表現出巨大的政治影響力是在上世紀70年代。一方面隨著第三次中東戰爭的失敗，納賽爾所倡導的“泛阿拉伯”口號逐漸被“泛伊斯蘭”呼聲所挑戰；另一方面，納賽爾去世后，薩達特為了能夠降低納薩爾的影響，轉而在70年代與伊斯蘭政治力量合作，“穆兄會”借此得以迅速擴張。在此期間，“穆兄會”內部也發生分裂，一些主張通過暴力活動來推翻“所在國政府”的極端分子開始出現，并且影響到了埃及和阿拉伯國家的青年人。

作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埃及“穆兄會”的發展，也影響到了海灣國家。很多海灣國家年輕人，包括約旦和巴勒斯坦青年（比如后來的本·拉登、扎瓦赫里、以及扎卡維等），都受到了當時埃及國內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影響。這些年輕人回到自己國家，逐漸要求推翻所在國政府，因此包括沙特、科威特、阿聯酋等在內的海灣國家，普遍將“穆兄會”視為政權威脅，紛紛將其驅逐。而與這些國家相反，卡塔爾則成為了“穆兄會”許多成員的新避難所。

有了與“穆兄會”和其他伊斯蘭團體的親密關系，加上有著半島電視臺的支持，一個在海灣地區天生不安卻又雄心勃勃的卡塔爾，開始介入到其他國家內政之中。在塞西領導的埃及推翻“穆兄會”政府之后，卡塔爾卻依舊長期對“穆兄會”抱以同情；當埃及政府將“穆兄會”列為“恐怖組織”之后，卡塔爾還通過半島電視臺對“穆兄會”進行正面描述，這讓埃及-卡塔爾關系長期處于僵冷狀態，也最終促成了此次埃及與卡塔爾的斷交。

2014年，近百名支持軍方的埃及民眾聚集在卡塔爾駐埃及大使館門前，抗議卡塔爾政府支持穆兄會，要求政府驅逐卡塔爾駐埃及大使。新華社圖片

與埃及類似，阿聯酋也一直將“穆兄會”視為重要的不安定因素。早期“穆兄會”進入阿聯酋，是進入到阿聯酋的科教文衛系統，但是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穆兄會”和其他伊斯蘭團體分子試圖推翻阿聯酋國內政府，這讓阿聯酋十分不滿。在地區局勢上，阿聯酋和埃及一樣，都認為伊斯蘭極端分子應當予以鏟除，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打擊利比亞境內極端分子問題上，埃及塞西政府和阿聯酋長期保持合作，而與卡塔爾則分歧甚大。

而沙特和巴林與卡塔爾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對伊朗關系上。對于卡塔爾來說，伊朗的威脅盡管存在，但是并不那樣直接。卡塔爾將自己定位為一個開放的國家，就必須要與伊朗保持關系；而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溝通有關沖突各方的、通過軟實力來提升自己影響力的地區國家，就需要與伊朗保持溝通。比如5月底，卡塔爾就表示需要與伊朗保持溝通，來維護海灣地區的穩定和安全。

這點在沙特和巴林看來，簡直不能容忍。巴林自不用說，從2011年以來，巴林國內什葉派-遜尼派紛爭頻繁，只是依靠沙特的幫助才得以維持政局穩定；而沙特更是長期認為自己東方省什葉派受到伊朗蠱惑，沙特國王薩拉曼上臺之后，更是將伊朗定位“頭號敵人”。因此當特朗普不久前訪問沙特，在伊朗問題上表達了對于沙特的支持后，沙特有理由也有底氣與巴林聯合，對卡塔爾予以制裁。

應當看到的是，包括受到“穆兄會”困擾的科威特，并沒有與卡塔爾斷交，顯示其成為未來海灣國家內部可能的“和事佬”。但是此次事件，應當被視作一個重要的節點。從時間上看，沙特、巴林、阿聯酋和埃及顯然經過了協調。在過去近一周的時間內，沙特與阿聯酋和埃及高層都進行了溝通，而沙特當前與巴林的“密切關系”，應當使得這種溝通更加容易。因此在短時間內，四國同時向卡塔爾“施壓”，就是要壓迫卡塔爾在外交上“站好隊”，做出選擇。

對卡塔爾來說，以一個小國發揮絕大的作用，需要通過軟實力，與包括“穆兄會”等伊斯蘭組織和不同的爭端各方建立聯系，來維持自己的影響力。但是在當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穆兄會”成了埃及口中的“恐怖分子”，而伊朗也成了沙特的頭號敵人，這種“非敵即友”的語境，已經不再存在卡塔爾可以發揮軟實力的空間。在此背景下，四國斷交卡塔爾，也就成為了一個必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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