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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資本下鄉

“三權分置”改革試圖在農民和經營者之間保持一種共贏格局，農民保留承包權、流轉經營權，經營者獲得土地經營權。普通農民經營者與土地承包者的利益可以相容，但下鄉工商資本與土地承包者之間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互相沖突的。

土地村內流轉對土地承包者和經營者都有利。在當前的發展階段，大部分外出務工農民在城市難以獲得穩定的就業和居住條件。20-30歲的青年農民工很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40歲以上的中老年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就越發困難。隨著年齡增加，或者遭遇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難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農民，返回農村種田是一種更好的、更普遍的選擇。土地村內流轉，無固定租期，進城務工農民就保留了返鄉繼續種田的選擇權。

正乘火車的農民工們（圖源自網絡）

留村務農農民大部分因為勞動力素質較差，或家庭父母太老或子女太小或其他原因而不能進城。他們是農村的弱勢群體，仍然需要依靠土地獲得農業收入和就業。土地流轉租金較低，可以提高留村的弱勢農民群體的收入。更準確地講，普通農民經營者是幫外出務工農民代管土地，防止土地拋荒，也獲得一定收入，一舉兩得。不是說普通農民經營者的權利不需要保護，只不過他們訴求的不是長期流轉、抵押貸款的權利，而是土地集中連片、便于耕種的權利?？偠灾恋卮鍍攘鬓D將土地利益留在村內，由農民分享。

工商資本下鄉大規模流轉土地的租金較高，承包戶可以獲得較高租金收入。但保護土地不被違約收回，承包戶喪失了要回土地和返回農村的權利。土地通過經營權抵押貸款的方式轉讓，必將使土地流轉成為農民一旦離開就回不了家務農的新“圈地運動”。當年齡較大，或者遭遇經濟危機時，不能返回農村、無路可退的農民只能貧民化，或者落入城市貧民窟，進而引發政治動蕩。日韓臺地區，雖然采取土地私有制，但在城市化未完成階段，地權均分且農民的土地流轉受到管制，在城市化進程中保持了農村的穩定。相反，拉美國家農民可以自由流轉土地，大量農民喪失土地，進城尋找生計，形成大規模貧民窟。中國的現代化轉型若不謹慎，極有可能因此陷入“拉美陷阱”。

工商資本下鄉集中連片流轉土地，不僅留村務農的普通農民無法流入土地擴大經營規模，在流轉區內的留村務農農民也可能反而喪失了自己的土地。這將損害弱勢農民群體，尤其是勞動力較弱的老年人和婦女的利益。有人認為，土地流轉，農民可以獲得進城打工收入、土地租金收入、在農業企業打工的工資性收入三份收入。這個觀點忽視了，留村種田的往往是弱勢群體，是難以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商資本下鄉耕種土地，需要的勞動力更少，大部分農民都少有在農業企業打工的機會，且農民流轉土地獲得的土地租金很有可能低于農民自己耕種土地獲得的收益。換而言之，工商資本下鄉經營農業很有可能會分割分享農村本來就不多的農業利益，擠壓農民的生產生活空間。

從世界范圍來看，大部分國家的農業經營主體都是農民家庭，限制資本下鄉占有土地，即使是采取土地私有制的國家也是如此。日本在城市化過程中一直限制土地流轉和工商資本下鄉。1970年城市化率超過70%，農村人口減少以及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土地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弱化。日本才開始將農地制度改革的重心定位為農地流轉，但仍不允許非農民（包括市民和工商企業）租賃農地從事農業。直到2009年日本的農民數量已經下降到不足人口總數的5%，才許可工商資本下鄉經營農業。日本在70年的城市化過程中限制非農民占有耕地，對日本的現代化轉型和社會政治安定有很大的貢獻，因而對國民經濟發展也起到了基礎性的支撐作用。這是日本包括日韓臺地區工業化進程高度有序的基本原因。

日本在70年的城市化過程中一直限制非農民占有耕地（圖源自網絡）

目前，中國農村還有6億多農民依賴土地生活，還有2億多農民工依賴土地獲得社會保障，農業利益分配理應遵循“農地農有”原則。在這一現實前，如此鼓勵資本下鄉，未必是個明智的抉擇，甚至還有可能因此造成難以彌補的錯誤。

問題在于，工商資本下鄉經營農業能否解決中國農業面臨的種種問題，形勢并不樂觀。就糧食種植而言，留村務農的農民大部分都是弱勢勞動力，或者閑置勞動力，由農民經營弱質農業，才有可能獲得一定的收益，才能保持農業競爭力。由工商資本下鄉經營農業，或非糧化，甚至非農化，或需要國家高額補貼。這使得中國農業發展的問題更嚴峻。

允許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本來是為了扶持弱勢的農業產業。但即使工商企業獲得了貸款，也未必有投資農業的積極性。農業是弱質產業，投資利潤率低于其他產業，工商企業更合理的選擇是將通過土地經營權抵押獲得的貸款投資其他產業。因此，即使不經營農業，也不排除一些工商企業照樣下鄉“圈占”大量土地，以獲得貸款的可能。中部某市開展的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中，很多工商資本下鄉流轉土地經營權、獲得抵押貸款后，將貸款用于發展其他產業，將土地經營權再流轉給當地農民耕種，保證自己的租金收入。

“三權分置”改革基于下鄉工商資本的利益訴求強化土地經營權，這不僅可能損害農民利益，很大程度上也會將中國現代化和農業發展置于更危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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