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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誰的歷史？薩雷馬島上的二戰印記

1991年愛沙尼亞再此獨立后，為死于二戰的德軍士兵樹碑紀念，并不是瑪利亞山上獨有的現象。

薩雷馬位于波羅的海里加灣西口，是愛沙尼亞的第一大島，歷史上曾是連接赫爾辛基、圣彼得堡、塔林和里加海上通道的一處要塞。1944年9月，作為反攻波羅的海、清除殘余德軍行動的一部分，蘇聯在薩雷馬島打響了穆恩松德登陸戰，是為二戰期間兩棲作戰的經典案例之一。在紅軍多輪攻勢下，經兩個多月的頑強抵抗，德國的防御體系越發難以為繼，終于11月底棄島撤退，一同逃亡的還有許多愛沙尼亞人。

隨著德軍被驅逐，蘇聯在薩雷馬島常年駐軍。1967年，政府重建了海岸邊的烈士陵園，并在其身后修筑起一座現代風格的方塔，銘記在登陸戰役中犧牲的紅軍官兵。以這座酷似短劍的紀念碑為標志，愛沙尼亞在薩雷馬島舉辦汽車拉力賽，還推出了同款啤酒品牌，成為前蘇聯時期當地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薩雷馬島紅軍烈士陵園

穆恩松德登陸戰役紀念碑

紀念碑局部

愛沙尼亞重獲獨立后，紅軍紀念碑人氣不在，門前荒草叢生，尋找起來都要費些功夫。與之相對的是政府開始整修原德軍防御陣地遺址，設置銘牌和解說，悼念戰死沙場的德國人。這些新添的標志與蘇聯時代的紀念碑相比并不起眼，但增設這些憑吊物本身，傳遞出愛沙尼亞對俄羅斯以解放者自居的二戰敘事的排斥心理。

薩雷馬島上的德軍碉堡

德軍防御工事遺址上的紀念銘牌

2019年，俄羅斯政府在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燃放煙花，紀念75年前蘇聯紅軍從德國手中解放波羅的海三國首都，此舉招來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外交部的嚴厲譴責。后者看待二戰的視角是以本民族爭取自由獨立為中心的：在蘇德雙方對波羅的海的權力爭奪戰中，誰都不是正義的化身；但與來自莫斯科的持久威脅相比，納粹德國的入侵至少是可被利用的機會，幫助小國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來自東邊的敵人。鑒于強國勢力范圍在此重疊，波羅的海弱小民族的存亡興衰始終依附大國的權力格局態勢而演變，從二戰看到今天，這樣的命運安排帶有很強的歷史穿透力。

三、獨立與解放：兩座紀念碑對峙下的里加城市軸線

如果說瑪利亞山和薩雷馬島上的紀念物雖彼此矛盾，卻尚能“和平共處”的話，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不同時代和主題的紀念碑之間，對立和緊張的氣氛就很突出了。串聯起里加新舊兩個市區的中軸路是一條東北-西南走向的大街，其中一端豎立著代表拉脫維亞實現民族獨立的自由紀念碑，另一端建有以蘇聯解放拉脫維亞為主題的勝利公園。兩處地標隔道加瓦河相望，頗有兩軍對峙、水火不容的架勢。

里加市中心的自由紀念碑是拉脫維亞取得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象征

自由紀念碑建成于1935年，目的是緬懷在爭取民族獨立戰爭中犧牲的愛國軍人。與愛沙尼亞類似，拉脫維亞的民族自決意志高漲發生于19世紀中葉，在一戰后的1918年11月18日首次宣布獨立。蘇聯是第一個承認拉脫維亞獨立的國家，但這一立場隨著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訂立而宣告終結。1940年夏，莫斯科以簽署互助協定為名，對拉脫維亞實施軍事控制。一年后，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建立。二戰期間的1941至1945年，拉脫維亞經歷了納粹德國的短暫統治，之后蘇聯卷土重來，以解放者身份占領了波羅的海三國。

自由紀念碑是拉脫維亞人抵御外族入侵的象征。在蘇聯統治的絕大多數時間里，任何在紀念碑前的政治活動都被嚴令禁止。根據當地人的說法（尚無史料證實），莫斯科曾于上世紀40年代初和60年代，兩度討論拆除自由紀念碑。后因考慮到建筑的藝術價值，抑或是擔心此舉可能引發的政治騷亂，放棄了這個打算。

即便如此，官方對自由紀念碑的內涵和意義還是作出了嚴格限定。和前文提到的愛沙尼亞一樣，爭取自由和解放在蘇聯的政治語境下，指的是拉脫維亞民族抗擊國內反動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軍，最終實現人民民主，加入蘇聯大家庭的過程。正是基于這種敘事，紀念柱頂端自由女神托舉著的三顆金星，原代表拉脫維亞宣布獨立時的三個行政區，在莫斯科的演繹下，變成了蘇聯母親護佑下的三個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

自由紀念碑頂端的自由女神，拍攝：Smurrayinche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