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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沖突升級的風險，僅僅是美國追求霸權與實現地區穩定相互對立關系的表現之一。 正如我在《太平洋權力悖論：美國治國方略與亞洲和平的命運》一書中提過，任何美國尋求經濟主導地位的沖動，都會傷害地區穩定，因為這將涉及打破現有的區域經濟結構，后者對阻止太平洋地區爆發戰爭起到了關鍵作用。東亞以出口為導向、相互依存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存在，正是源于各國領導人優先強調國家發展，而不是渲染復仇式的民族主義。亞洲國家的領導人，將數十起依然在發酵的領土爭端放到一邊，以方便打造眾多區域合作機制，鼓勵貿易和基于共識的、非正式的外交習慣。所交出的成績單，則是一段非凡的經濟增長與持久的區域穩定。

數十年前，華盛頓的經濟霸權幾乎不曾遭遇挑戰，美國處于亞洲金融與貿易的中心地位，所采取的行動也比較低調。然而到上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試圖更主動地控制亞洲經濟，要求正蓬勃發展的區域一體化機制必須限制在非政府層面，而且由私營部門主導。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成功攪黃了馬來西亞提出的東亞經濟集團構想與日本提出的亞洲貨幣基金組織——一旦成型，這兩個組織將不包含美國。當東亞峰會尚未邀請美國時，小布什政府刻意要讓該機制邊緣化。

可時代已經變了。今天，美國不再居于亞洲政治經濟體系的中心位置。美國要從一個邊緣的位置對整個體系施加更多控制，自然要采取比過去更粗暴的方式——甚至可能破壞長期維系亞洲和平的經濟依存體系。

華盛頓試圖“競贏中國”，需要外交上采取“全場緊迫”式的戰術，比如說服亞洲國家政府棄用華為的產品——據說這家公司是聽命于中國政府的科技巨頭之一，但它也是印太地區一家知名且價格親民的電信設備供應商。美國最近發起游說行動，欲切斷中國獲取先進數據處理技術的渠道，于是對日本、韓國、臺灣地區連哄帶騙，要求他們服從美國越來越收緊的貿易、投資與知識產權限制。沒有理由相信，這一輪經濟絞殺標志著美國意圖施加的痛苦將結束。

事實上，這又回到了米爾斯的“愚人競賽”，只不過體現在經濟領域。假設真如華盛頓篤信的那樣，中國是一個咄咄逼人的修正主義大國，那么美國最不應該做的，恰恰是切斷中國與其它國家市場的聯系。一旦如此，則中國可能更加缺少自我克制的動機。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北京也許會有修正主義的“渴望”。但事實是，中國已經深度融入亞洲金融與經濟體系，程度遠超美國。北京的話語在亞洲的政治分量，也是美國所不及的。除了作為亞洲重要的融資國，中國還是亞洲制造業網絡的樞紐，其產出的制成品銷往世界各地的市場。中國是絕大部分經濟體的最大單一貿易伙伴，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區域互聯互通的機制，最出名的是“一帶一路”倡議。

關鍵是，在支撐亞洲經濟體系的眾多機制與架構中，都有中國的參與：從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清邁會議多邊貨幣互換協議、亞洲債券市場倡議，到東盟“十加三”機制、中日韓合作秘書處等等。相比之下，華盛頓與以上任何一個機制都毫無關系。

因此，美國官員正在要求亞洲國家損害他們的長遠利益，背叛促進區域和平的相互依存體系，僅僅是因為這么做能給華盛頓——而不是亞洲——帶來地緣政治斗爭中一點點相對優勢，而這場斗爭對美國的價值本身也要打一個問號。在最理想的情況下，這么做也是不現實的，何況如今的條件遠遠談不上理想。隨著中國越來越融入亞洲的區域合作架構，美國還要試圖對地區國家提出各種要求，可不管是從物質層面還是象征層面，美國都處于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糟糕的談判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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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華盛頓到底應該怎么做？不妨從單純的務實主義開始。亞洲國家對穩定的重視高于一切。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更清楚自己的利益何在，美國永遠都不能假裝比對方“更懂”。若要把亞洲社會的關切擺到外交的中心，美國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在亞洲的行為準則，這同樣是鞏固而非進一步挑撥亞洲和平的最可靠方式。

如果華盛頓認真傾聽，就會了解到，小國十分警惕在大國競爭中被推著選邊站隊。他們懇求大國在地緣政治上保持開放的心態，在戰略上追求多元主義，而這一切是源于“不結盟運動”的精神：冷戰時期一群從西方殖民主義列強壓迫下翻身做主的國家，拒絕成為蘇聯或美國的附庸。

舉例來說，東盟已經反復表態，不會在中國與美國之間選邊站隊。東帝汶總統也清楚地表明，僅僅因為他的國家尋求同中國開展經濟合作，并不意味著“選邊站隊”。印度尼西亞與部分太平洋島國的政府也就本國鎳礦等高價值原材料成立供應集團一事，表達了興趣。這意味著上述國家將具備真正實現獨立自主的財力，與一定程度的政治籌碼。正如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去年九月強調，“沒有人愿意被強迫著做出令人反感的決定，沒有人想要成為別人的附庸國或是仆從”。

東盟國家拒絕在大國競爭中選邊站隊

亞洲國家的領導人，同樣會警惕任何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崩潰的措施。理由顯而易見。亞洲區域經濟與中國的相互聯系如此之深，以至于假設中國經濟暴雷（無論是否與美國的遏制努力有關），余下的亞洲國家都將跟著倒霉。因此，地區領導人希望同中國“同舟共濟”——并從這個區域大國的經濟發展中獲益，當初正是在中國的幫助下，亞洲才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免受更嚴重的沖擊。亞洲各國政府當然不會忽視與中國打交道的風險。但那些國家的精英們至少沒有以偏執的心態看待中國，而這看上去正是美國當前的心態。

目前尚不清楚，亞洲國家是否真有能力結成新時代的“不結盟運動”。但地區國家領導人如此熱心地提出倡議，恰恰證明了華盛頓要求亞洲全力追隨美國、污蔑中國的企圖，往好了說恐怕會“出師不利”；往壞處說，美國越是努力這么做，越有可能損害美國在亞洲的形象，并導致區域陷入動蕩。美國在半導體產業上的出手，意味著打碎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斬斷區域經濟增長的勢頭。華盛頓的手段也可能招致中國更激進的回應，并激化中國國內的反美情緒，這反過來又會煽動美國的好戰情緒。如此危險的循環實在不合亞洲國家的胃口。所以絕大多數亞洲國家更愿意合作采取不結盟的姿態，而不是為大國競爭火上澆油。

如果美國真的關心亞洲穩定，它必須成為任何不結盟國家集團的伙伴，而不是阻礙這類集團的創立。為此，美國必須擴大對亞洲和太平洋經濟體來說具有重要價值的商品的出口限額，對從這些國家進口的產品進行價格管控。這將為地區經濟發展提供關鍵性資源，同時推動亞洲的經濟互聯互通。華盛頓也需要幫助亞洲國家管理日漸龐大的主權債務，避免該地區陷入嚴重蕭條。

對于那些改善資本-勞工關系，而不是持續壓榨勞工的政府，華盛頓應該對其開放國際市場。此外，應該對許多歷史上曾遭受美國迫害的社會提供補償，比如馬紹爾群島（美國多次在當地進行核試驗），柬埔寨、菲律賓（該國對美國的負債是多年前那個腐敗、專制的政府一手造成）還有關島（這塊美國通過殖民攫取的土地從未被賦予追求獨立自主的機會）。

采取以上措施會證明，華盛頓真的把亞洲民眾的利益放在心上，并不是為了控制他們，也清楚美國不可能靠恫嚇與脅迫來實現美國設想的和平。但在兌現任何一條措施之前，美國必須首先收斂其延續霸權的野心。這個國家必須打心底里將亞洲視作一個活生生的整體，而不是一塊抽象的、為大國政治服務的斗獸場。

（本文于1月16日發表在“外交事務”網站，原文標題《霸權的困境：美國對主宰太平洋地區的危險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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