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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濤】

企業家精神之我見：做本分的生意人

真正偉大的企業家身上無不呈現著深刻的悖論。

他們是理想主義者，是夢想家，是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的信使，比如喬布斯、埃隆·馬斯克，比如任正非。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是超級實用主義者。賺取更多的財富，是每一個企業家命定的職業屬性，這也從根源上決定了企業和企業家的生存法則：數字的增減與好壞的背后是你明天還能不能活下去。因此，任正非說，活下去是華為的最低綱領，也是最高綱領。

任正非：活下去是華為的最低綱領，也是最高綱領（資料圖/華為）

但偉大的企業家與平庸的企業家的不同則在于：賺錢的目的是什么。前者是為了一種理想，一種使命，財富則是撬動夢想的工具，后者發財就是為了發財。

積極的風險承擔者。他們天然地對風險懷有興趣，某種意義上正是對風險的擁抱與抵抗，才讓他們真正展現出勇氣、洞察力、意志力以及對團隊的感召力。但他們也是極端的趨利避害者——謹慎乃至于保守與對風險的偏好集于一身。

偏執的守拙者。不討巧，不取巧，一條道走到黑、走到光明處，也許就引領了世界。華為30多年間堅守主航道，拒絕多元化，拒絕機會主義，30多年后成為全球通信行業的顛覆者、領先者，而世界500強中的多數西方公司也大抵如是。

柔軟的同理心與最堅硬的孤獨者。偉大的企業家，甚至包括一個合格的企業家或管理者，必須擁有一種特質：同理心。已所欲，人之所欲。自己謀求財富與權力的擴張，追求聚光燈下的榮耀與輝煌，你的同僚、部屬、員工又何嘗不是這樣？因此，財富不可獨享，權力不可壟斷，成就感應當共享，唯如此，才能有上下同欲、同心、同力之上的眾志成城。當然，同理心不僅體現在企業內部，還包括對客戶的同理心，對社區和大眾的“共感”。

與此同時，卓越的領導者又無不是孤獨者，堅硬的孤獨者。

以上是關于企業家精神的通識。但對于今天的中國社會來說，在這些通識之外，我們似乎更需要一種源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古典企業家精神：做一個本分的生意人。具有這種精神的企業家一般有以下幾點特質：

一是發現發明的能力。

優秀的企業家對任何社會來說都是最稀缺的品種。他們是資源的整合者，是“無中生有”的冒險家，敏于和善于從實驗室的科學發明中捕捉改變人類命運的技術潛質。

我們必須承認，美國那些曾經偉大的企業比如摩托羅拉，依然偉大的企業比如IBM和微軟，新崛起的偉大企業比如谷歌和亞馬遜，它們無不有過這樣的輝煌：把一個科學原理、一個實驗室的公式轉換為一種技術創新，進而把顛覆性的技術創新轉化為顛覆性的產品創新，然后讓大眾受益。

美國的超級霸主地位正是奠基于幾百個這樣偉大的企業之上。

在這些偉大企業的背后一定有一位或一群先知般的企業領袖，他們也許于科技一知半解，但他們對科學發明和技術的直覺力，尤其是冒險的魄力、資源的組織力卻是常人無法企及的。

二是推行大眾化的本能。

把發明轉換成技術，把技術轉換為產品，再把產品推向消費者，我們大多數成功的企業都擁有第三類本能和能力，這當然是對的，但遺憾的是，我們相當多的企業通過自我積累和資本化擁有了巨大的資本存量，但它們卻不愿意向上游的基礎研究、原創技術進行投入，甚至許多企業的研發經費（包括應用技術的研發）遠低于營銷費用。

今天的中國經濟與中國社會到處彌漫著過度營銷，包括企業家自身的過度營銷——他們的名聲就是他們的財富、權力、影響力的來源，但同時也是他們隨時可能失去這一切的淵藪。這無疑有點諷刺乃至于悲劇的意味。

三是顛覆者與盜火者的雙面一體。

處于追隨者地位時，他們是掀桌子的英雄，是技術、產品、商業模式的破壞性創新者；而當站在領先者、領導者地位時，他們依然有一種舍我其誰的普羅米修斯氣質：為人類做盜火者、探險家、引路者。

四是觀念的純粹性與職業的純粹性。

企業家并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能以為創立了一家了不起的、準了不起的企業就代表著一個企業家無師百通，有能力對大千世界諸般事物、諸種事件指點江山、揮斥方逎，更何況在今天這個技術日新月異變化、社會劇烈震蕩的時代，企業家即使全身心專注于自身行業與自身企業，也不見得能夠應對眼下的挑戰與未來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