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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2022年12月4日，國家憲法日，現行八二憲法頒布實施40周年。作為憲法學者，我們到底在紀念或者檢討什么呢？在這一特別的時刻，筆者總覺得應當留下些文字和思考的痕跡。

這些思考沒有標準答案，我也不相信中國當代的憲法學者能給出標準答案，因為民族復興的進程遠未完成，而移植主義和過度內政化的憲法學路線，似乎不足以承擔這一進程的知識反思與體系建構的整體任務。以外國“理想憲法”為規范預設的“文本—案例”型憲法學路線在技術上日漸成熟，在思想上日益怠惰，對中國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大秩序”建構缺乏思想自覺和知識貢獻。我想，這種局限性絕對不是憲法學界獨有的，而是一個學術話語體系批判性重構和知識體系自主性建立的“大轉型”過程之初期階段的普遍現象。

紀念八二憲法，需要明晰八二憲法的屬性與中國的內外處境。任何憲法都是具體的，也是歷史的，然后才是規范的，并企圖自我構造一種邏輯上內循環的教義體系。存在與規范的二元張力，在憲法學范疇的復雜性和循環沖突遠超過任何其他的普通部門法范疇。這是憲法理論的難度和魅力所在。施米特和凱爾森爭論的正是這二者的深層次張力，由此豐富發展了人類社會的憲法思維和思辨活力。

關于八二憲法，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適當的反思和檢討，從文本出發但觸及規范和存在性命題：

第一，改革憲法與規范憲法。憲法學者基于職業習慣，總是希望憲法是完全規范性的，且解釋憲法的全部知識來自于自身所熟悉的教育傳統和職業訓練，于是規范憲法成為一種似乎不加反思的理論前提。

但憲法首先是民族的，還是政治的，其規范性無法完全排斥民族性與政治性。八二憲法就不是完全規范的憲法，而是在規范文本中厚植民族性和政治性，是有血有肉的有機統一體。

八二憲法通常被稱為改革憲法，對富強的追求，對民族復興的使命意識，以及對現代化的規范性理解與實踐，在這部憲法的序言、總綱等歷史敘事、原則設定與政策框架中是深沉而自成一體的，并非憲法規則條文和基本權利條款可以選擇性忽視或遮蔽的。

改革憲法飽含對民族政治存在方式及更好存在形態的基本肯定、內在焦慮與創造性追求，從而與固守規則主義的規范憲法之間存在張力。但這種張力并非不可消解，中國憲法有自身的政治程序和法律程序應對改革憲法實施中產生的相關張力和沖突，并實現憲法發展和制度進步。

第二，黨的領導與憲法主權。八二憲法序言寫入“四項基本原則”，這表明了憲法對毛澤東時代制度遺產的概括性繼承。是否寫入“四項基本原則”在八二憲法制定時有所爭議，但立憲者堅持寫入，是一種憲法智慧的體現。

中國憲法秩序的演變，不能出現類似蘇共“二十大”那樣的斷裂和錯位，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政治成熟的表現。黨的領導是黨章和憲法序言肯定的憲制根本原則，2018年更是寫入憲法總綱作為國體條款的“最本質特征”。在法律體系上，黨內法規獲得官方法理學的正名，并與國家法律構成規范雙軌制，其銜接協調規范成為中國法治整體工程的最關鍵環節。

全面依法治國的“全面”性質，在根本上取決于黨的領導的法權地位及其制度化表達。與黨的領導的存在性及其規范化進程相比，一種寄托于外國憲法背景的“憲法主權論”，對這一進程表現出一種知識反感和理論排斥。“憲法主權”是一種規范主義的法律擬制或虛構，并不符合憲法世界的歷史真實和制度真實，也妨礙到中國憲法理論真正的科學化及其解釋體系的形成。中國憲法理論與憲法實踐，如何將黨的領導由一種外源性存在轉化為一種內存性要素，是一個必要的理論飛躍，但這一理論過程尚未完成。

第三，憲法處于國家法和國際法之間。八二憲法是有國際主義理想的，這根源于社會主義憲法的大傳統及中國文明的天下主義性質。但改革開放是一種對外融入型和理想節制型的歷史過程，八二憲法中的國際主義理想是被抑制和后置的，但不等于不存在或無規范。

八二憲法的理想當然在于民族復興，但這種民族復興不是民族主義憲法觀及其制度實踐的自我滿足，而是與世界體系、人類和平發展緊密相關的。天安門城樓毛主席掛像兩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是中國憲法精神的最佳寫照與宣示。這不是政治口號，而是理解中國憲法本質精神的閱讀密碼。2018年憲法修正案在序言中寫入“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習近平法治思想中對“涉外法治”的凸顯，是八二憲法之國際主義理想的規范性張揚?！耙粠б宦贰辈皇呛唵蔚慕洕侵袊鴳椃ㄖ畤H主義理想的實踐戰略與制度雄心。

這一點，國人或有不解及抱怨，畢竟涉及世界觀與利益分配的新格局及涉外斗爭的激烈化，但來自美國的戰略研判和制度定位折射出某種真實的中國憲法進程。中國在國家治理文明與政黨文明層面持續推進著涉外研討和交流，并在涉外法治層面整合推進反制斗爭與安全援助的制度創設。這些制度新意是八二憲法內含的，也是新時代張揚的，表明中國憲法與美國憲法的“平視”品格及處于國家法與國際法之間的規范擴展性和創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