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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寶龍主任多次提出的“堅定的愛國者”，其本質內涵不僅僅是要求“忠誠”上的堅定，更是要求服務人民上的“賢能”。《施政報告》中提出特區(qū)管治團隊的建設原則是“能者居之”，屬于理解和領會了“賢能政治”的要義。        

宏圖既展，行勝于言，現(xiàn)任特首任期有限，下一任花落誰家仍在競爭博弈之中，需按照制度規(guī)范和民主程序產(chǎn)出，需中央信任和香港社會認受。《施政報告》展現(xiàn)的“宏圖”不限于特首個人，而應當成為香港特區(qū)政府與全社會的共識與目標，這是香港“一國兩制”下半場的一種正確理解和展開，也是中央制度與政策改革的合理指向與期待。

香港社會能否真正理解和適應這一“宏圖”并致力其中？抑或繼續(xù)從本土主義邏輯抵制這一轉型過程而蹉跎歲月，誤己誤人？這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大問題。

為這一問題尋求解法，是香港管治的真正難題。而理解和適應這一結構變化的關鍵正在于完整準確理解國家精神。什么是“中國”？什么是中國共產(chǎn)黨？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什么是“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大問題”或前提性問題在《基本法》范疇內無法充分求解，基本法也不具有所謂的“自足性”。

求解的路徑必須深入《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的特區(qū)憲制秩序之中，甚至需要深入新中國史、黨史和中國文明史脈絡中。

香港要想從“漂浮”和左右為難的西式全球化城市轉變?yōu)榱⒆阒袊拿骱腕w制的、真正可持續(xù)的國際化大都市，其文明和政治的根脈就必須深植于中國自身，其從中國自身汲取文明和制度的養(yǎng)分越合理，其面向西方世界的底氣和優(yōu)勢就會越大。

這是香港全球化角色的辯證法，智慧地依憑“一國”的基礎，不只是市場，還有文明和體制，香港的發(fā)展前景將是星辰大海。

《施政報告》中涉及“中央”和“國家”的頻率與篇幅明顯增多，對國家角色的有關表述也不再是簡單“恭維”和客套辭令，而是透出一種由衷的理解、感激、信任和向往。這或許只是香港“高層官員”在風險斗爭與政治考驗過程中的覺醒成果，未必可以樂觀地代表香港整體社會的意見轉型。

《施政報告》并不樂觀假定香港社會已適應了新制度和新戰(zhàn)略，而是提出了在國安法制、民生政策、融入發(fā)展、青年支持以及教育、社會、文化領域的諸多具體制度議題和政策構想。

這些不是特首個人的“任務”，而是特首向全社會甚至下一任特首提出的積極倡議。社會的精神轉型與適應，關鍵在于理解真正的“國家精神”。而就國家精神的理解方式而言，既有的本地教育體系和文化體系顯然需要進行持續(xù)性的改革和調整。

就國家精神的文化產(chǎn)品載體而言，近些年制作的有關歷史題材的電視劇可圈可點。今年是建黨百年，如何理解“中國共產(chǎn)黨與一國兩制”成為香港社會一大熱點，但未必透徹、深入和入腦入心。

“中國共產(chǎn)黨”在香港社會確實正在經(jīng)歷“脫敏化”和“社會化”過程，這是理解國家精神的最重要的前提，2018年修憲之后，憲法第1條明定“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黨的領導成了國家憲法上國體構成的法權元素。

但香港社會理解國家精神還需要更加具體生動的文藝作品和溝通形式，需要適度的歷史化、事件化、故事化、偶像化和人格化，需要激活香港社會人心的歷史記憶和重新理解，需要打動青年人心的底層硬核而促其轉變。

我曾在多次涉港座談會和講座的過程中提出“國家精神”教育上最適合的三部電視劇，與內地社會的政治文化認同相比，香港社會的實際需求更為迫切：        

其一，《覺醒年代》。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青春史，是科學民主精神的青年詮釋，是愛國進步的政治基因展現(xiàn)，也是中國現(xiàn)代性文化與政治品格形成的歷史里程碑。

《覺醒年代》。資料圖

中國共產(chǎn)黨的理想主義，中華民族復興的集體責任，青年群體的時代參與，以及美德與犧牲的規(guī)范品格，在其中豐沛、充盈及具有線條流動感。

1919年的中國，是巴黎和會上“最虛弱”的戰(zhàn)勝國，是列強俱樂部“秘密交易”的犧牲對象，是“弱國無外交”的典型例證。

但“覺醒年代”的斗爭使得中國人民就此覺醒，先鋒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開啟了“新文化”啟蒙和民主運動的歷史進程，并尋求與工農(nóng)群眾的權利和解放相結合，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及黨的理想性與扎根中國大地及服務中國人民的責任倫理做了有效的歷史奠基。由此，新文化擴展開來，青年群體行動起來，人民“覺醒”了。          

其二，《跨過鴨綠江》。這是新中國的國家精神奠基史。面對來自外部“第一強權”的主權和安全威脅，面對新中國政權的生死考驗，“跨過”的戰(zhàn)略決斷與戰(zhàn)爭經(jīng)歷顯示了一種為了國家民族的整體生存和發(fā)展利益而勇于承擔及奮斗犧牲的政治精神。

《跨過鴨綠江》。資料圖

這是立國精神，也是新中國堅定打破美國的“東亞大空間”，在二戰(zhàn)后國際體系間尋求最佳國家利益與安全保障的超強集體意志和堅定實踐行為。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國家尊嚴、人民信心和發(fā)展機遇期由此獲得。

而在象征意義上，2020年的香港國安法也是一次“跨過”行為，民族復興就是在一次次從國家根本利益出發(fā)的“跨過”行為中穩(wěn)健前行并光亮日顯的。

德國法學家卡爾·施米特1950年在《大地的法》中曾悲嘆歐洲中心主義的國際法秩序的崩塌和美帝國式的自由國際法秩序的霸權降臨。施米特是代表德國的悲嘆，而新中國則選擇了正義斗爭。

1950年的美國霸權登峰造極，聯(lián)合國體制初生無力，被美國操控，國際正義無從維持。“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展現(xiàn)了新中國為民族復興長期利益計以及為區(qū)域和平長期利益計而進行的國際法斗爭。

《板門店停戰(zhàn)協(xié)定》既是志愿軍戰(zhàn)斗犧牲的直接成果，也是這一斗爭的國際法成果，但更關鍵的是新中國由此奠定國際地位和政治正當性，贏得人民更深切的支持，造成內外敵人的戰(zhàn)略恐懼，為后續(xù)的長期和平與經(jīng)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地緣和國際政治條件。

由此，畏懼西方列強的“長期自卑感”消失了，新中國“立住”了，真正站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