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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不妥協更是有原則的，那就是聯邦統一性、獨立宣言的平等理想與廢除奴隸制的政治正當性，在此原則之下才有具體的妥協，比如設定南方和談與重建的具體憲制條件與程序。在重建方案上，林肯一改其戰爭期間的強硬原則立場，似乎重新回到了一七八七年的妥協美德之中，有效抑制了共和黨內部的激進重建路線，為后續重建過程的順利開展奠定了政治基礎。他的繼任者繼續了“溫和重建”的路線而慘遭彈劾，不知若林肯繼續當政又會如何。

林肯并不贊賞那種“宜將剩勇追窮寇”式的政治功利主義，而是將這種內戰理解為可追溯至一七七六、一七八七那樣的偉大憲法時刻的一場超越時空的、深層次的憲法對話，戰爭之后的南北人民還是一個民族，還是一部憲法，還是新美國的政治同胞。阿克曼對林肯革命的“對話”性質的理解非常到位，賦予其高級立法的憲法政治意義。林肯的良性違憲不是野心家的僭主式沖動，而是內在于美國憲法秩序的拯救與重建。原則是底線，妥協是藝術，林肯在二者相結合的意義上典范性繼承和擴展了建國之父們的整體性政治美德，可謂合格的建國之子，接力建國的模范。  

林肯神話之后

作為立法者的林肯1864年被人民再次選舉為總統，此舉以人民名義確認和鞏固了其先前的戰爭相關行為的合法性，但卻在某種政治神話的意義上為林肯帶來了不測。林肯的政治質樸使得其缺乏一種為民眾長期紀念和膜拜的神話性事件，而其立法者所具有的超凡政治魅力與威權又可能成為民主政體的新威脅。盡管林肯極為節制，但其勝利的同僚們卻躁動不安。

林肯的立法者神話需要一個真正的高潮，一個歷史性的象征，也需要一種莊嚴的退場儀式，一個符合西方精神史習慣的終結性事件，這個時刻不是在林肯初次當選時，也不是在簽署《解放黑人奴隸宣言》時，更不是在戰爭勝利時，而是在個人遇難時。一八六五年四月，林肯在華盛頓的戲院包廂內被刺身亡，兇手是同情南方的演員，而其戰爭部長斯坦頓在現場一語道破天機：“現在，他已屬于千秋萬代。”千秋萬代者，形同西式封神，與蘇格拉底、耶穌同類，悲壯而圓滿，亦求仁得仁。

1864年，林肯在總統辦公室

當然，林肯神話應當有其哲學和歷史的限度。美國憲法心智的成熟也正在于賦予林肯以恰如其分的歷史地位。所有的民族性神話都是一種“輝格史觀”，都指向的是一種集體認同意義上的想象共同體與正確的歷史，是一種整體性的高潮欲望。但更經常的歷史則是平庸而綿長的，是法官、律師和商人所守護的、精細而微觀的憲法秩序。當然，林肯為這種日常守護提供了制度前提。

正確理解和限定林肯神話，我們需要把握好如下分寸：第一，林肯的憲法與憲法觀屬于立法者和政治家，是憲法時刻的憲法，而不是日常時刻的憲法，因而不是完整的憲法；第二，美國憲法的完整生命力在于憲法時刻的林肯型政治家與日常時刻的大法官政治家并行不悖，在危機挑戰與創新中完成損益演化，更趨穩健；第三，對美國憲法的學習，既需要向馬歇爾以來的大法官及其司法憲政主義致敬，也需要向林肯式的憲法政治家及其政治憲政主義致敬；第四，憲制轉型國家要優先學習從聯邦黨人到林肯再到羅斯福的憲制創制與政治性守護的政治憲法經驗；第五，立法者技藝的精髓在于政治與法律、原則與妥協之間的精妙平衡術，深讀林肯有助于窺習此術；第六，制憲與行憲是一個連續的、政治家倡導和人民參與的憲制性對話與代際綜合過程，唯此才是現代民族的政治成熟之道。

林肯神話之后，美國人民需要進入重建，重回日常政治的平庸與綿長，艱難曲折地消化林肯革命的非凡憲法遺產并在憲制情勢需要時再度有序出場（羅斯福新政），如此周而復始，在健全的憲法周期交替演進中不斷揚棄美國憲法的原則與精神，背靠傳統，推陳出新，這是政治過程的普通法，是林肯的特別遺產。

相比于美國憲法史的波瀾壯闊，諸多憲制轉型國家或者草率地模仿美國憲法的機械性建國，或者經歷憲法時刻的激情參與而改弦更張，動蕩失序，表面的“自由選擇”掩蓋不了實質的“深思熟慮”之審議理性與憲法政治的匱乏，最終仍然將自身政治命運交付“機遇”和“強力”，從而走上了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開篇描畫的“美國憲法道路”的反面。比照《林肯傳》，我們似乎可以更好地延伸閱讀阿克曼的“我們人民三部曲”，在美國憲法史的“整全主義敘事”中為美國憲法與美國憲法學進行某種“知識復盤”的工作，研習其“政治正當程序”的民族性智慧，以深化國人學習乃至借鑒美國憲法的歷史視野與智識層次。《林肯傳》對此做了一次有意義的憲法史助推。  

（《林肯傳》，【美】詹姆斯·麥克弗森著，田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

《讀書》2016年11期新刊

（文章轉載于微信公眾號“讀書雜志”，ID:dushu_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