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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歷史內外，林肯（一八〇九至一八六五）絕對是一個神話，能夠滿足各個階層的想象與崇拜需求。這種神話性根源于林肯身上所富集的諸多的辯證對峙特征：他是西部領地上的“伐木工”，又是美國民主史上最有權勢與威望的總統之一；他是美國憲法的破壞者，違憲中止人身保護令并實施特別軍事審判，又是美國憲法最偉大的守護者和開創者。

林肯的政治成功展示了開放性與公正性，而其在違憲與護憲之間的毀譽漂移，則是其律師職業與政治家理想的沖突表征。林肯是“法律人政治家”，不是職業化的法律人，也不是單純的政客，否則他很可能拘泥于當時法律人的保守主義與形式主義（比如首席大法官坦尼的司法哲學）而喪失其政治進取的歷史空間，也可能如其共和黨激進同僚們在勝利刺激下罔顧美國憲法的根本教誨與重建美德。更重要的是，他犧牲了，成了美國內戰的最后一名烈士，以其在《葛底斯堡演說》中宣揚的“犧牲美德”自我成就，求仁得仁。

林肯是美國憲法史上的大立法者，而不是一般的總統或議員。他所奠立的是美國憲法新的正當性基礎：普遍的自由，即平等。該核心價值比照的是一七八七憲法中的自由和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羅斯福憲法（即桑斯坦所謂第二權利法案）中的安全，由此形成美國憲法核心價值的完整鏈條，而林肯是最關鍵的鏈接點。林肯的所作所為是在重新鑄定“美國民主”（弗萊徹），向偏重于白人自由的一七八七憲法肌體內灌注了平等的基因。

林肯革命不僅為美國帶來了數量驚人的黑人公民，更為美國憲法凝聚了無比的道德資產。在林肯開啟的新時代，美國告別了舊有的“一國兩制”，以共和原則與聯邦公民權完全刺穿了一七八七憲法無法穿透的州權壁壘，回應并完成了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呼吁的人民主權建國理想。林肯更是穿越時空，成為孫中山一代中國民主革命者崇拜與模仿的偶像，對中國近代民主革命與立憲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二〇〇九年是林肯誕辰兩百周年，二〇一五年是林肯遇難一百五十周年，這位為人類民主史探路的偉大政治家，理應得到恰當的回溯與重估。

詹姆斯·麥克弗森教授的這本《林肯傳》寫于二〇〇九年，中譯本出版于二〇一五年底，就是為紀念林肯而作，大家小書，短小精悍，樸實中閃現跳躍，是為林肯的人民而作，不是為學究、法官或書商而作。

政治與法律之間

林肯的一生在政治與法律之間有著太多的糾結。對林肯而言，法律是職業，而政治才是理想。正因如此，他是“達”則進身政壇，“窮”則返身律所。他在政壇的幾起幾落，既是美國民主政治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前后向規范的政黨政治轉型的縮影，也是其政治人生與法律人生交織互濟的證明。《林肯傳》用了很大篇幅描寫了林肯的律師職業與從政經歷之間的互動關系。

律師林肯

那么，法律職業到底賦予了林肯什么呢？在林肯的青年生涯中，西部伐木工與職業律師是兩重最重要的個人形象。伐木工固然拉近了林肯與底層民眾的距離并被后來的競選造勢成功利用來詮釋美國夢，但就事實而言，這也只是表明林肯與西部開拓者有著共同的身份和經驗，并不能充分支持其競選勝出。而且，伐木工是個人奮斗的典型，尚未觸及林肯與人民之間的拯救意象。

拿斧的林肯像（F. A. Schneider作，20世紀早期繪畫）

律師職業提供了這樣一種機緣。林肯是極其勤勉和睿智的律師，每年辦理上百起案件，所涉及的并非可以在美國法律史上轟動一時或彪炳千秋的里程碑案件，而是與底層民眾權利息息相關的侵權、債權、繼承以及商業案件。林肯充分利用律師執業及巡回代理的機會考察美國社會與政治，開始逐步形成自身對美國政治主要議題包括奴隸制問題的獨特看法。

當然，同期的林肯還有著州議員或聯邦議員的政治經歷，但如果沒有律師職業造就的智慧與雄辯，其政治生涯之開拓進取不可能十分順利。法律職業是林肯的立身之本，為其建立了與基層社會牢靠的相互信任關系，而其議員經歷則屬于這一信任關系的擴展與加固。律師是社會的醫生，律師職業要求高超的職業技藝和悲憫的道德情懷，僅有前者可以成為一流的律師，但兼備后者卻可以成為一流的美國政治家。林肯是二者兼備的，他與律師同行分享的是職業技藝，但超出的則是一種悲憫的美德。若非對奴隸制以及美國社會其他深切痛苦的切膚體驗與悲憫，林肯怎能獲得廢除奴隸制與重建美國社會的超強政治意志與心力？